《陈寅恪的后世有缘人》是著名报告文学家陈祖芬女士发表在《中国文化报》（8月14日4版）上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形式很别致，集报告文学、散文、随笔，还有政论等多种文学体裁特质于一炉，文章描绘的真人、真事、实景、实时，让人感到祖芬女士笔下的人与事可亲可敬又可信；文章结构时空错杂，人物纷呈，事件繁多，而线索不断，中心不乱，把散文“形散而神不散”的特点发挥到极致；特别是作者行文过程中有感而发的感叹、议论，恰如画龙点睛，又似万绿缀红，为文章添色敷彩，直至在浓烈的主体抒情中完成文章主题的升华。读佳文如同品美酒，越品越有味。读祖芬女士这篇文章即是如此，感觉到收获的不仅是有关陈寅恪家族几代人命运沉浮的相关知识信息，更是思绪的激荡、心灵的震撼和思想的升华。
陈祖芬女士是著名文化学者刘梦溪先生的夫人。梦溪先生是陈寅恪及其父祖陈三立、陈宝箴研究专家，出版有多种陈氏家族研究专著和论文。在文化观上，梦溪先生尤其重视传统文化及其现代转换，向来认为“敬”是中华文化的终极价值，倡导“自性的庄严”。作为学者和思想家，刘先生的这种文化观点与价值追求会很自然地影响到祖芬女士身上，并投射到她的笔下。《陈寅恪的后世有缘人》这篇文章，祖芬女士是怀着敬重的心情和礼赞的笔调来完成的，文中所指的“有缘人”，其实就是指将“敬”视为人生要义和价值追求、且值得我们讴歌、宣扬和仿效的那些人们。祖芬女士这篇文章是通过文学作品的形式，诠释了梦溪先生推崇“敬”、倡导“敬”、践行“敬”的价值追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梦溪先生与祖芬女士夫妇各擅所长，分别从理论上与创作上来倡导和宣扬中华文化的核心“敬”，真可谓是珠联璧合、相得益彰，其所散发出的魅力和影响力，也必将借助现代传播媒介的广为传布而显得更为无穷和深远。
细品这篇文章，“敬”字充溢于字里行间，也激荡在读者心中。请看：世界文化巨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泰戈尔“仰慕”陈三立，来华拜会，是敬；英国伦敦举行国际笔会，邀请陈三立与会，是敬；学贯中西、当时“难有出其右者”的陈寅恪在父亲面前“断然不敢坐下”，只是“端立”背后，是敬；文化大家傅斯年评价陈寅恪的学问是“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是敬；陈寅恪双目失明后仍然口授完成史学巨著《柳如是别传》，是敬；李白一生五次登临庐山、电影院二十多年循环放映电影《庐山恋》，是敬；虽经七年战乱，民国期间江西省政府仍将寄送不出的学费如数交给陈寅恪，是敬；陈封怀不惧宋美龄权势坚决护树，而宋美龄亦未倚仗权势强行移树，是敬；黄永玉为陈寅恪能安葬庐山仗义奔波、郑翔为英灵安息殚精竭虑，甘冒风险，是敬；郑翔在通往陈寅恪墓地的坡下立碑“景寅山”，把登上墓地的台阶削掉两级，“不能和先生一样高”，墓地前的空间不放椅子，要求在先生面前“不敢造次，不可端坐”，是敬；年届九旬的陈三立孙女陈小从坚持不在祖父墓前坐椅子，参加会议的陈家三代七十几人一律地“规规矩矩开会”、“整整齐齐下山”，是敬……，我没有细数文章中列举了多少的人和事，但是能够鲜明地感受到“敬”的存在与力量，对学问的敬，对先贤的敬，对尊长的敬，对真理的敬，对光明的敬，对良知的敬，对国家和民族的敬，还有对仁义礼智信中华文化精华的敬，“敬”无处不在，“敬”充塞心中，充盈天地。唯其怀着“敬”的态度，才能礼赞之、同情之、坚守之、呵护之、传承之，也才能使我们这个民族的民族精神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与“敬”相对立的，自然就是不敬。祖芬女士在文章中没有回避这一点，或以直笔、或以曲笔，表达对“不敬”的挞伐与指斥。慈禧狠毒赐死陈宝箴，蒋介石派人“约见”陈三立，宋美龄倚势欲移大树，陈氏资料历经劫难如千金般散尽，陈寅恪骨灰因种种人为原因三十四年不能归葬等等，这或明或暗、或隐或现的种种“不敬”，造成了多少历史遗恨，制造了多少人间悲剧，又留下了多少兴亡叹息！“人家是著作等身，我们是写信等身。”文章这样引用陈寅恪三女儿陈美延的一句苦笑，与其说是道出陈寅恪归葬之路的艰难，倒不如说是对社会“不敬”的无奈与控诉。“一个没有伟大人物出现的民族，是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和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郁达夫悼念鲁迅的话，引用过来，不就是对历史和当前社会种种“不敬”言行的有力指斥么？
读这篇文章，除了为“敬”的力量深深触动外，也对陈寅恪提出并始终信奉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有了更深的理解与感悟。“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陈寅恪毕生坚守的人生信条和做人处事准则，也是这篇文章所要宣扬的精神内核，故此祖芬女士多次在文中直接提到陈氏这一名言，即使是对历史故事的陈述，对眼前风物的描绘，对民族未来的怀想，也都深刻地蕴涵着这一精神，更不用说不时发出的深刻而发人深省的精到评论了。
无独有偶，7月29日《人民日报》副刊版刊登了一篇李泓冰、曹玲娟撰写的踏访黄炎培故居“内史第”的游记散文《天地有正气》，该文如同祖芬女士这篇文章一样，充满了对先贤、文化与历史的无比敬畏与感念之情。特别是文中引用著名学者熊月之感慨黄炎培命运的一段话，可以与陈文相表里、相阐发：“中国社会陵谷变异，许多是非标准已有很大变化，无数历史名人面目被一再涂饰，昔之为神，今之为妖，忽焉在天，忽焉在地，让人难得其真，而先生的形象随着时间的推移，愈益雄峻挺拔，令人高山仰止。此间道理何在？”细思之，熊月之先生“此间道理何在”的感慨显然是一个大命题，需要哲人们深入挖掘探求，但是我想，从某种程度上，祖芬女士的这篇文章不正是从另一个角度解答了熊先生的疑问了吗？
想起刘梦溪先生曾经说过，中华文化立国之大本和立人之大德，无非诚信二字。而诚、信的价值基点就是“敬”，只有做到“执事敬”、“修己以敬”、“行笃敬”，我们才能在物欲横流、道德缺失、诚信沦丧的经济社会站稳脚跟，端正内心，崇敬向善，赢得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祖芬女士的这篇文章，是有“大作用”于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