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杨宇军，男，1970年出生于北京，现任中国传媒大学媒介与公共事务研究院院长、高级研究员，中国传媒大学培训学院兼职教授。曾获外交学院外交英语专业学士学位和英国伦敦大学玛丽皇后学院公共政策专业硕士学位。历任国防部外事办公室亚洲局参谋、南亚处处长，综合局组织计划处处长、政策研究室主任，国防部新闻事务局副局长、局长，国防部新闻局局长等职，2010年4月至2017年8月任国防部新闻发言人。2018年3月被聘任为中国传媒大学媒介与公共事务研究院第二任院长。
从台前的新闻发言人，到幕后的研究者、培训者，杨宇军已经正式就任媒介与公共事务研究院院长近三个月。在中传国际交流中心10层的会议室里，杨宇军接受了校报记者的采访。身着白衬衣的他眉眼弯弯，嘴角总是带有一抹温和的笑意。
与新闻结缘，写篇文章“找”到工作
1993年，杨宇军从外交学院毕业后携笔从戎，成为国防部外事办公室的一名年轻军官。那时国防部还没有设立新闻发言人制度，但是经常在一线参与国际军事交流合作，杨宇军开始思考如何运用新闻舆论平台，扩大军事交流合作空间和国际斗争战略纵深。1997年杨宇军撰写了一篇题为《国防部发言人制度之我见》的调研文章，率先提出了建立军队新闻发言人的构想。10年之后，他全程参与了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制度的设立。2010年，他成为中国国防部历史上的第四位新闻发言人。同事们和他开玩笑：“你写了一篇文章为自己找了一份工作。”杨宇军说：“那篇文章不过是小儿科，但这也恰恰说明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立是长期酝酿，水到渠成的结果。”
七年国防部新闻发言人生涯中，杨宇军和他的团队在探索奋斗中逐步成长，也留下一些流传至今的金句。在前不久媒介与公共事务研究院举行的公开招聘会上，一位90后应聘者坦言：您知道您讲过的“航母不是宅男”，在bilibili网站上有多么火爆吗？我的很多同学和朋友就是受到您的鼓舞爱上了军队。这一爆料令杨宇军深感意外，他非常不好意思地说：“看来以后我也要经常上上B站了”。
与大咖为伴，传媒大学拉他“入伙”
当杨宇军将离开部队的消息还在圈内流传时，我校就第一时间向他伸出橄榄枝。继续教育学部学部长董关鹏教授是杨宇军眼中的“业界大咖”，在来到传媒大学之前，他们就有过不少交流合作。“虽然有不少公司企业、智库院校同我联系，但是董老师手快，抢先拉我入伙了。”杨宇军笑道。
选择传媒大学，杨宇军有着几方面的考虑。在他看来，媒介与公共事务研究院是国际化、创新型、高水平智库，是在相关领域里全国领先和权威的研究机构、培训机构、咨询机构。不久前，中共中央宣传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新闻思想讲义（2018年版）》一书正式发行，媒介与公共事务研究院暨全国领导干部媒介素养培训基地的王国庆、郭晓科等专家参与了编写工作。这本书甫一出版，研究院就组织专题学习，把习近平新闻思想作为科研咨询和教育培训的指导思想与核心内容。
“我们研究院区别于其他大学研究机构的很大特点，就是把研究成果和工作实践密切结合，这里的很多专家学者都是过去活跃在一线的实践者。”杨宇军说道，“比如公安部的武和平老师、铁道部的王勇平老师、国家食药监总局的王良兰老师、北京环保局的杜少中老师都是新闻发言人圈中的‘名嘴’，还有中国记协的顾勇华老师、中国新闻社的田惠明老师等媒体界的‘大腕’。”前不久研究院正式启动的北京社科基金重大课题《北京冬奥会的传播战略研究》，就是由董关鹏教授牵头、各位专家共同参与、研究院高水平团队提供辅助的一个重大项目。“这个项目既有很高的理论高度，也需要具体的实践落地。”杨宇军说道，“能够和知名专家们一同开展科研，是一个向他们学习的很好机会”。
戴校徽讲课，希望培养“故事大王”
媒介与公共事务研究院的院长助理郐颖波介绍，杨宇军正式讲课时喜欢穿正装，而且总要别上一枚中国传媒大学的校徽。记者向他求证，他说：“穿正装是长期军旅生涯养成的习惯，戴校徽能找到戴帽徽的感觉。而且，我觉得能走上课堂，被称作老师是很神圣的一件事。”
(此图为采访对象本人提供 摄影/吴玉蓉)
他的授课对象包括各级党委政府、国家大中企业的新闻发言人和团队，以及大型民企的公共关系部门负责人。授课内容包括媒介素养、信息发布、舆论引导等等，也涉及国防、外交等课程。不久前，针对美国媒体报道美驻广州总领馆发布“健康警报”一事，杨宇军在《环球时报》发表评论称，美国人擅长挖掘故事，制造故事，特别是凭空编造故事。在讲故事方面，我们与美国人相比确实还有很大差距。“事实上，我们根本不必像美方一样无中生有，我们一点也不缺少好素材。只是我们日常挖掘得还不够。”他认为，培养对外传播中的“故事大王”也是研究院担负的一项重要工作。
除了参与在职培训，杨宇军表示很愿意和本科生、研究生面对面沟通，他过去也曾以讲座、论坛的方式和多所高校的学生们开展交流。“学生们很青春阳光、充满朝气，我也很高兴分享他们的朝气与阳光。”
整装再出发，“熟悉的爸爸又回来了”
在部队服役时，杨宇军的工作是异常忙碌的，节奏是高度紧张的，状态是全面投入的。在离开休整的半年内，他的生活节奏放慢了，享受着与家人的休闲时光。重新任职后，他又为自己上紧了发条。“坦率地说，工作压力没有之前那么大了，但是仍然是忙碌的，而且忙碌程度超乎了我原来的想象。”
“这三个月来对我来说，更多的还是熟悉工作的一个过程，包括科研、教学和管理。”院校工作和军队工作有很大差异，院校工作人员的学历相对较高、思想比较活跃、视野更加开阔，“有很多要熟悉，要适应。”一方面，院校有很多好的经验做法，“我在这儿学到很多东西”。另外一方面，杨宇军也希望可以把过去在部队工作的经验特点和院校工作有机结合起来。
杨宇军感到担任研究院院长的担子不轻。“首先是不要辜负学校领导和学部领导的重托与信任，要完成学校和学部赋予的各项任务；第二是不要辜负中国传媒大学和研究院的名声，利用我们的平台做更多的事，开展更扎实深入的研究，培养更多的优秀人才；第三也不要辜负我自己过去这些年的经历，把这些经验和各种资源利用好，为媒介与公共事务研究院乃至大学的发展建设出更多力。”
杨宇军的家人也很为他开心，“他们很高兴我找到了一份我很喜欢的工作，家人对此非常支持。我的女儿说，‘爸爸又没有很多时间陪我了，但是那个我熟悉的紧张忙碌、快乐工作的爸爸又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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