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给予到收获——“其实我最想感谢的是他们”
做公益能有什么回报？几年前，李超鹏就被问过这个问题。
本科时，他学播音主持艺术专业，曾到访过当地的盲校。发现盲校的孩子对课外书和外面的世界特别感兴趣，就创办了一个专门为盲校孩子读书的社团，取名“我是你的眼”。
“社团维持了两年，我毕业后就没有再进行下去。”说起这事儿，李超鹏的语气中不无遗憾，“一些同学不理解，我们为什么要花精力和金钱去做这样一件事，付出又没有回报。”
如今加入“光明影院”，他获得了回报。
在电视学院，学生最基本的专业实践就是理解分镜头，看他人如何运用视听语言完成作品，表达了什么内涵。而在“光明影院”，志愿者把画面转化为文字的过程，正是一种基本的分镜头训练。
“讲电影前，一部片子要反复地看，就像学电影的学生们拉片一样，要知道这部电影里哪些画面、哪个细节很重要，这就是一种视听语言感知的锻炼。”蔡雨笑言，她爱看视觉效果震撼的大片，去影院主要追求一个“爽”。加入“光明影院”后，故事片、文艺片，她都逼着自己看，“现在在同学中间，我的阅片量应该是很高的”。
在学院教授赵淑萍看来，锻炼学生的作品把握能力，从专业学习角度来看也有助于提升学生的认知水平。“理解、分析电影的能力，把握作品的能力，这些对学生来说特别重要。将来他们不管做记者、编导、摄像还是其他职业，首先要有对社会现象的认知水平，在一定程度上，思想水平、认识水平往往决定创作水平。”
比起专业能力提升这种具体可感的进步，内心的所得让志愿者们更充实、更有归属感。
担任放映推广组组长后，李超鹏先后与全国30个省份的盲协主席有过交流。这些视障群体中自强不息的代表，常常以亲身经历感染着他。“不想跳出舒适区的时候就会想，他们都那么努力，我有什么理由不努力。”
第九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前，李怡滢把她的“西虹市”来来回回剪成了“番茄酱”。“我这样讲还有没有笑点啊？”“观众要是不能接受怎么办？”充分的准备没有给她带来自信，反而增添了自我怀疑。
参赛队员
（ 从左到右依次是：温莫寒 陈红 王海龙 李超鹏 蔡雨）
放映当天，坐在影院最后一排上方、架设器材的“小黑屋”里，隔着厚厚的窗玻璃，李怡滢听不到观众发出的声音，向前望去，满满一片后脑勺，她的内心更加忐忑不安。好不容易熬到放映结束，她马上冲入观影区，挨个问志愿者们观众的反应如何，有没有笑。
收到小伙伴们的肯定，看到视障朋友脸上的笑容，听他们一声声说着“谢谢”，李怡滢的心从嗓子眼归位。“其实，我最想感谢的是他们，感谢他们愿意来，感谢他们愿意看，让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有了意义。”后来她这样写道。
“参与‘光明影院’的过程中，你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什么？”在第五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全国决赛的答辩台上，蔡雨被问到了这个问题。
这道题团队在赛前就精心准备过，但那时那刻，面对台下的十余位评委，蔡雨脑海中蹦出的第一个画面，是在青海放映时经历的一幕。
2019年6月，“光明影院”来到青海。交流时，听到蔡雨的声音，青海盲协主席田起民突然转头说出了她的名字。正当蔡雨为没有进行过自我介绍纳闷时，田起民接着说：“我是你的粉丝呀！我听过你配的《无问西东》，你是讲述人蔡雨。”
“‘我是你的粉丝呀’，这句话如今一直铭记在我的心中，就像一束温暖的光亮。每当我为配好一部电影精疲力竭时，它都在激励指引着我不断向前。”最终，蔡雨没有说准备好的答案。
分工各异，经历不同，每个志愿者都有自己的故事。但谈及参与“光明影院”最大的收获，所有人几乎都提到了一个词：同理心。
“要让视障群体能够看懂我们的电影，就必须设身处地地为他们考虑，这也让我有了更多元的视角。”李超鹏说，“以前做事情更多想到的是自己，加入‘光明影院’后，会更多考虑别人的感受。”
同理心更体现在与视障朋友相处的细节上。
第九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光明影院”公益放映活动
第九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的活动地点，定在北京西单一座繁华商场顶楼的影院内，志愿者们需要把前来参加活动的视障朋友从地铁站、公交站、大巴车上接进室内。
考虑到志愿者们与视障群体相处的经验并不多，李超鹏在活动策划阶段就对他们进行了培训，特别强调在引导视障朋友的过程中不要拉扯搀扶，要走在他们的斜前方，让他们自己选择要不要把手搭在志愿者肩上。
“同学们能说出‘同理心’，我觉得挺欣慰的。”电视学院党委副书记秦瑜明坦言，当下做教育，特别困惑也特别希望避免的一点，就是培养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一个人在专业上的建树不仅仅依靠专业能力。对于传媒类学生来说，社会责任感、共情能力的培养都是非常重要的。”
“但不是说有价值观的灌输，这个课就是好课。学生需要的是引导。”秦瑜明强调，“‘光明影院’项目本身的设计，就是让学生有获得感，让他们感受到人和人之间互动所产生的真情，和自我价值的实现。”
从忽视到平视——“每个人都是某个人的光明”
1732万人，这是目前我国视障群体的总数，它相当于荷兰全部的人口，意味着平均每100人当中，就有1人承受着视觉功能受损带来的生活不便。
但与这个庞大数字不相符的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几乎很少看到视障朋友的身影，为他们建设的盲道常被各种车辆挤占，导盲犬被抵制搭乘公共交通的新闻隔段时间就会冒出来。
普通人与视障群体，似乎生活在两个平行空间。
而“光明影院”，成了其中的虫洞。
2019年9月25日，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党委书记曾祥敏（左一）携“光明影院”志愿者走进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视障人士家中
和大多数人一样，在加入“光明影院”之前，广播电视学专业（国际新闻传播方向）本科生徐劭航从没有接触过视障群体。可完成了两篇电影讲述稿后，他的“雷达”忽然变敏感了。
“以前一直都没注意到，原来我们小区里就有视障邻居。”徐劭航说，疫情期间待在家，关注邻里群信息，听到一位视障邻居说自己出门回家都很不方便，呼吁业主们不要把机动车停在单元门口。
蔡雨也是在“光明影院”举行第一次线下活动时，才意识到视障群体与自己的距离之近。在那次社区活动中心举办的电影放映中，50多位视障人士应邀而来，让蔡雨觉得很“震撼”，“工作一下子有了对象感”。
像是戳破了一层窗户纸，志愿者们看见了视障群体，心里也有了他们。
“其实他们不像很多人想的那样特殊，和他们聊天，看他们之间互开玩笑，会发现他们和我们没什么不同。”李超鹏说，面对残疾人群体，大多数人会不自觉地想到“我们要帮助他们”，“但其实他们不需要我们的俯视或仰视，他们需要的只是平视。”
青海放映推广的经历也让蔡雨深刻理解了什么叫作“平视”。
在现场，有位听力障碍的女孩非常想说两句。因为听不到，她说话的声音比一般人大，再加上话筒扩音，听起来就更有力量：“我们不希望别人说我们是特殊的，我们只是特别的。如果每个人都是一朵花，我也只是万花丛中的一朵。”
“他们和我们一样有多彩的人生，不能因为他们有某个感官的缺失，我们就把注意力全都聚焦于此。”蔡雨说。
盲道、无障碍电影，这些基于物理、文化的无障碍建设，最终目标都是人心的无障碍，即对某个特定群体的“平视”和“去特殊化”。从这个角度来说，“光明影院”的志愿者们已先行一步。
而要让无障碍意识播撒到社会的角角落落，“光明影院”想做的还有更多。
带队参加海南国际电影节时，一对母子曾让赵淑萍印象深刻。他们中间，孩子是明眼人，母亲是视障人士，两人之前从没有一起看过电影，更不用说讨论一部电影。
“电影不仅是文化产品，也是社会交往的仪式，是社会生存权利保障非常重要的部分。”秦瑜明认为，在无障碍电影推广过程中，视障人士进入影院看电影这种仪式和获取电影内容同等重要，前者意味着他们真正融入社会生活。
目前，一些发达国家的影院已为视障群体设置单独的放映声道，视障人士与普通人可以在同一时间、同一影院的同一个放映厅，同时欣赏一部电影的无障碍版本和普通版本。
我国的无障碍建设也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持续推进。
2019年全国两会期间，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著名导演贾樟柯提出了《关于发展我国无障碍电影事业的议案》，建议国家为无障碍电影立法、建设无障碍电影标准、减少对于无障碍电影的版权限制、完善影院的无障碍观影设施，并对“光明影院”给予肯定。
“今年两会，这一话题同样受到关注。”赵淑萍表示，目前“光明影院”要做的，就是依托高校科研资源，尝试为无障碍电影设立专业标准，“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些问题都能够解决。”
“云上光明”直播活动现场
在秦瑜明看来，依托“光明影院”项目，研究今天的媒介环境下，视障群体与普通群体的数字鸿沟是在弥合还是增大，是很有价值的议题，它关系着视障群体的媒介权利保障问题。“我们也要引导学生去思考这方面的问题，让他们感受到平等、社会公平，培养他们成为未来社会公平的守护者。”
宏大词语的意义往往体现在小处，一张电影票也可以是社会公平的注解。
回想第九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光明影院”公益放映活动，让秦瑜明印象最深刻的，是视障朋友们入场的阶段。为了给他们作纪念，志愿者特意准备了可能是他们人生中的第一张电影票作为礼物。“他们拿着电影票去找自己的座位，电影放完也不肯走，想要再感受感受电影院的氛围。那个场景，看到的人都会觉得非常感动。”
“做‘光明影院’项目，和其他的教学、研究工作不太一样，它的成就感不体现在成果、论文上，因为它的对象是人。当你通过自己的工作，进入、丰富、满足、提升了他人的生活，那种成就感是没法儿用语言来形容的。”秦瑜明说，“不仅仅是我们为视障群体付出，他们也带给我们很多珍贵的东西。”
“每个人都是某个人的光明”，莎士比亚曾这样说过。
（编辑：郭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