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第六十三章云：“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味无味”一句，王弼注云：“以恬淡为味，治之极也。”今人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注为“把无味当作味”，译为“以恬淡无味当作味”。联系上下文来看，本句原意应是以身喻国，但对后世读者来说，这一句本来具有的养身意味更应受到重视。
《说文解字》云：“味，滋味也。”《老子》第三十五章云：“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老子是推崇平淡的，要求在平淡中品出滋味，这个滋味，就是自然之道。后世的玄学、理学、禅学、心学及医药之学，均能得“无味”说之滋养。从文学上看，得老子无味之真味的，当以陶渊明和苏轼为代表。
从陶渊明诸多诗文可见，菊酒之欢、田园之乐、诗文之娱都是他精神所存之处。尤其是酒，又处于其欢娱书写的核心。根据对陶渊明作品的字频统计，一千个字里大约就会出现三次“酒”字。那么对陶渊明而言，酒“味”究竟为何？《饮酒》（十四）说：“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这个“深味”，就是忘怀物我得失的平淡真味。陶渊明《止酒》篇说：“好味止园葵，大懽止稚子。”这才是凡人在日常生活中应该品尝到的无味之好味。然而对于陶渊明来说，时蔬的好味毕竟还是需要戒酒来感受。酒，作为抉择归隐的陶渊明用来与其悸动内心相对冲的外物，是不易脱免的，故而无味之好味，也难得品其长味。
苏轼是真心热爱陶诗的，他的《和陶集》有诗124首，其中大部分作于晚年被贬惠州、儋州时期。如果说苏轼的和陶诗在扬州起笔时，是借陶渊明之酒杯浇自心之块垒，那么贬惠之后，则是举自家之酒杯致敬通脱之先贤。正如黄庭坚《跋子瞻和陶诗》云：“出处虽不同，风味乃相似。”苏轼确实体会出了陶渊明于平淡的田园生活中表达出的深味与好味，也写出、活出了同样的风味韵致。苏轼曾说：“所贵乎枯澹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澹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东坡题跋》卷二）和陶行为本身，也是他与贬谪处境抗衡的心旅印记。
被苏轼顺带提及的柳宗元诗同有平淡之长，著名的《江雪》《渔翁》即是代表。但在理论上，柳宗元却是以“奇味”说名世。韩愈曾著有《毛颖传》，本为滑稽牢骚之文，时人多有非议，独柳宗元对其称赞有加。他说：“韩子之为也，亦将弛焉而不为虐欤！息焉游焉而有所纵欤！尽六艺之奇味以足其口欤！”按柳文，奇味之用在于张之弛、拘之纵、息焉游焉之所自足。韩愈《毛颖传》固是以文为戏而有所自嘲，然而愤恚至深的柳宗元，也未尝不是独味其奇处而得其深慰。永州山水之于柳宗元，恰如药与酒之于竹林七贤，都是世事之风雨中未能宅心安处的精神外求，虽至美至欢，然其清寒之处、性散之时，风物侵体之苦楚亦不易承受。
苏轼又喜韦应物之诗，《书〈黄子思诗集〉后》说柳、韦诗“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澹泊”，这最是“味无味”的写照。归根结底，至味不在于奇，而恰在于常。奇实如常，而常亦含奇。常中见奇，更觉韵味悠长。与其猎奇而得常，不如舍奇而从常。
到底还是苏轼，他在《浣溪沙·细雨斜风作晓寒》词中，为非圣非哲非贤的普通人指出了“味无味”的一条可行之路。词云：“细雨斜风作晓寒，淡烟疏柳媚晴滩。入淮清洛渐漫漫。雪沫乳花浮午盏，蓼茸蒿笋试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人生不可无欢，然亦不可纵欢，日常风景、寻常饮食带来的清欢，伴随着与生俱来、不可能彻底化解的淡淡清愁，恰是人生最常态的熨帖与尊严。
回到《老子》，第十二章云：“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酸甜苦辣咸）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老子反对求色、声、味于物，舍本逐末的结果只能是感官麻木甚至精神癫狂。苏辙《老子解》（卷一）此章注云：“视色、听音、尝味，其本皆出于性。方其有性而未有物也，至矣。及目缘五色，耳缘五音，口缘五味，夺于所缘而忘其本，则虽见而实盲，虽闻而实聋，虽尝而实爽也。”苏辙在此借题发挥，将性与物进行了分离，认为本性含而未发之际，即是至味之时，至于性与物接，甚至沉沦外物，则已是失去本真性味的状态了。
现代生活中，人们已习惯在丰富的物质供给和感官享受中生活，也习惯以更多更快的美味消费来缓解那些多味之乏味。然而，若不深入体味无味之味，当代人就难以长久承担大自然的客观规范。因此在当下，老子“味无味”的思想就显得非常重要，它启示我们全面反思当代这个物质社会，寻找人、群、物之间的最佳关系状态。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编辑：郭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