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中华，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中国哲学暨文化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文化书院副院长。
曾任冯友兰学术助手、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研究员、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教育学院中文系客座教授。曾获国家级精品课程一等奖（中国哲学史课）、北京市优秀图书特等奖（九卷本《中国儒学史》，与汤一介先生共同主编）、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北京市高教精品教材奖（《中国哲学史》第二版）、北京大学桐山奖教金优秀奖及北京大学精品课程荣誉证书等奖项及表彰。主要著作有《纬书与汉代文化》《冯友兰评传》《中国文化通义》《魏晋玄学史》（合著）、《中国儒学史*魏晋南北朝卷》《中国人学大辞典》（合作与主编）、《中国人学思想史》（合作与主编）。
《中国哲学史通识读本》
主编｜李中华
寄语：
有哲学，才有哲学史。而“哲学”是一个译名，其西文原字出于古希腊，本是“爱智”的意思。中国古代没有“哲学”一词,但汉语“哲”字，却早在周代的钟鼎铭文中即已出现。据《说文》《尔雅》及古文献对其解释，“哲”字亦为“智慧”的意思。但后来哲学家们对“哲学”的解说甚多。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看法，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问，是人类对自然、社会、人生和思维一般规律的认识，或简要地概括为“哲学就是认识论”。既然哲学的本质是认识，那么哲学史就是人类的认识史。哲学史研究的是各个历史时期人们对自然界发生发展的认识，构成宇宙论或自然观；对社会历史发生发展的认识，构成社会历史观；对人生发展的认识，构成人生论，其中包括伦理学、心性论、人性论、修养论等；对思维规律的认识，构成知识论，其中包括认识论、辩证法、逻辑学等。这就是说，哲学研究的内容，也是哲学史研究的内容，其区别仅在于哲学史研究的“哲学内容”是纵向的、历史的和连续的。因此，中国哲学史是中华民族的认识史，它以逻辑的形式记录了中华民族认识世界的经历，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理论思维能力和哲学智慧。
在现代学术分科中，中国哲学史还是一门较为年轻的学科。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基本上仍采取旧的“经学”形式，用近代史学观重新审视中国哲学发展的历史过程才刚过百年。因此，中国哲学史研究本身尚存在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而今要编写一部通俗、简明、公允的通识教材，要比想象中困难得多。对编著《中国哲学史通识读本》来说，之所以困难，首先在于中国哲学本身的特点：其与文学、史学最大的不同，是它的思辨性。尤其是其与西方哲学的逻辑分析也不同。逻辑分析更多地接近科学思维，而中国哲学不注重逻辑思维。如老子所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及《易·系辞》所谓“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等。照这些说法，常道不可道，常名不可名，只靠语言不能表达宇宙本体和对真理的认识，而只能靠语言的暗示或体悟言外之意。因此，中国哲学的语言文字表达具有较强的模糊性和整体性。如张载论“一物两体”时说，“两体者，虚实也，动静也，聚散也，清浊也，其究一而已”；又如程颐在回答“心有善恶否？”的问题时说，“在天为命，在义为理，在人为性，主于身为心，其实一也”。这些说法，都是通过强调哲学范畴之间的联系和统一的一面，而忽视其差异的一面，从而造成一种模糊的整体观。儒家如此，道家也如此，佛家（禅宗）更是如此。它们悬设了一个唯有直觉才能更好地把握的“大全”或“圆满”（道、涅槃）等。以上这些都造成语言文字表达的困难。这种思维方式的抽象性、思辨性和模糊性，用日常语言表达往往难及其义，因此也就造成理解上的困难。也正是这些困难，可以促使我们用更大的心力去理解它，以锻炼我们的思维能力和认识世界的能力，从而提升和增强我们的人生智慧。
（编辑：余蓉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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