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够参加北京2008奥运会的工作，对我来说，是种无上的荣耀。从通过选拔成为奥运垒球场馆的英语播音员，到经历好运北京测试赛的检验，再到积极备战奥运，最后圆满完成任务，这一路走来，个中的酸甜苦辣，难以一一道尽。然而，为它画上句点的方式，却着实为这段经历增添了一层新的意义，让我感慨万千。
8月18号，已经是奥运垒球比赛的第6天了。那天晚上的赛时播报也跟之前一样有序地进行着，“ladies and gentlemen ,let’s welcome the players ,coaches and umpires.”我注视着前方沸腾了的垒球场，进入了正式比赛的播报状态。“let’s hear a round of applause as Venezuela takes the field.” 突然间，右肩一阵抽搐，随后持续抽筋。我下意识地用左手护住右肩，就这样持续了将近2个小时，直到播完观众退场信息。晚上当我静静地躺在床上时，只觉得胸口像是压着一块大石头，透不过气来。就这样昏昏沉沉地到了第二天，我盯着两只熊猫眼，护着右胸口，又开始了第二天的播报工作。
之后几天，右胸的疼痛有增无减，正常的呼吸都变得有些困难。团队其他成员们总是关切地问我需不需要替班，经理也再三叮嘱我如果受不了不要硬撑，而我只有一个信念：要完整而出色地完成奥运工作直到最后一刻！这份病痛比赛过后休息一阵就没事了，而奥运的工作，只有这一次！我一定不要留下遗憾！
8月21号，我的工作终于圆满地完成了，我仍然不想去看医生，只觉得这疼痛是暂时因疲劳引起的。但是因为拗不过母亲，还是上了趟医院。而医生的诊断完全出乎了我的意料----气胸，一个陌生的名字，看到一旁母亲焦虑的神情和医生低头在病历上不停地写着些什么，我本来很轻松的心情开始变了天。“你们怎么现在才来医院，看看拍出来的这个胸片，你的右肺已经被渗入的空气挤压了80%，气管都已经移位了。”医生盯着我刚拍的胸片说，母亲不安地问：“那有什么药可以吃呢？”“这病没有药可以治的，现在马上住院，然后做插管和手术。”住院？我一惊，随后产生了怀疑，是不是医生说的太过严重，于是说：“我不住院，回家养几天应该就好了吧”“你现在回去很可能有生命危险，一口气提不上来就休克了。你们可以先商量一下再做决定”“医生，您刚才所说的插管是什么？”“就是在你右侧肺边插入一个食指粗细的管子排气。”
这一切来得让我根本无法接受。从未住过院也从未犯过比感冒更大的病的我实在无法让自己去接受必须住院和接受手术的事实。我的脑子里一直在盘旋着这样几个字：不可能。正当我沉浸在自己的“不可能”世界里无法自拔时，我发觉一旁的母亲愣愣地盯着地板，很长时间都不吭一声，突然，她抓起手机，给所有家里懂医学的亲戚朋友轮番打电话，详细询问他们对这个她也从来没有听过的病的医治看法。一个多小时过去以后，她放下了手机，又想了一会儿，对我说：“住院吧。”我下意识地点点头，因为我无条件地相信我的母亲。
在住院部的登记处，我想帮着母亲办理手续，但是母亲却坚持让我坐在一旁休息。于是我只能默默地看着母亲为了各种手续忙碌地跑来跑去，我只觉得一阵阵的心酸，一阵阵的愧疚。
一位医生带我们到了胸外科部的处置室，示意我们准备插管。躺在冰冷的处理床上，身边弥漫着消毒水的气味，耳边只有钳子和手术盒碰撞掺杂着消毒水倒入棉布的声音。这一刻的等待，让一种对未知的恐惧感迅速在我心头滋生。医生让母亲按住我的腿，低声对我说；“不管多痛，都不要动，免得碰到其他内脏器官。”我点了点头。刚开始的麻醉针让皮肤层的处理并没有带给我太多的疼痛，而当钢管插入肺部的那一霎那，一种全身在被撕扯的剧痛让我喘不过气来，我忍不住惨叫起来。而那一刻，我感觉到母亲按在我腿上的双手在不住颤抖，她说：“孩子，不要动，再忍一会儿就好了。”然后是一阵抽泣的声音......
我想到母亲这次来北京原本是为了观看奥运比赛，享受奥运气氛的，但是因为我这段时间一直要在场馆工作，根本没有多少时间陪她，而她现在却还要为我这般折腾。泪水，夺眶而出，一发而不可收拾。
插完管后，母亲擦干泪水扶着我进病房。而我却还是泪流不止。旁人以为我是因为疼痛难忍而流泪，他们不会知道，这肉体上的创伤如何敌得过内心的痛楚与愧疚。那一晚，母亲就靠坐在病床旁，陪着我度过了难熬而漫长的这一夜。这之后在医院治疗的时间里，母亲因为要照顾我几乎都没有怎么休息。为了少让母亲因为我而受累，我积极配合医生治疗，尽量加快康复的速度，五天之后，我终于获得了医生出院的准许。
现在看来，奥运对于我来说，不仅仅有入选工作的兴奋，备战的激情，赛时的奋斗，更有爱的收获：一份对奥运工作的执着热爱，一份对母爱的刻骨铭心的体会。正是这一收获，让这次的奥运经历更加精彩，更具意义。（ 06英播 林奕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