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１月２８日下午，在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副校长、广播电视研究中心主任胡正荣的办公室，记者采访了他。我们的谈话由“城堡的故事”开始。
2005年，胡正荣到法国考察时，结识了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是法国大学中的第一批计算机教师，家境比较好。上世纪70年代，他花巨资购置了一处17世纪遗留下来的城堡。经过３００多年风雨侵蚀的城堡早已破败不堪，然而，就是这座荒凉幽静的城堡，点燃了一家三代人的创造热情：靠自己的想象和双手，让古老的城堡重新焕发生机。
人一旦有了激情和梦想，再苦再累也会感受到无限的快乐。从此，一家人沉浸于另外一种“集体”生活：白天各自为战，或去上班或去上学，晚上回家吃过饭后，便脱去漂亮整洁的衣服，换上工装，当起了地地道道的泥瓦匠。他们不是请不起建筑师和工人，只是他们更愿意享受一家人共同奋斗的情调和快乐，体味那种在工作与生活之间自由旋转的美好。
一个人在意什么，就会情不自禁地赞美什么。这些年来，胡正荣走南闯北，见过那么多的场面，为什么单单对这个故事特别有兴趣呢？
“心灵的愉悦是最美的享受”
记者：您对学生和朋友多次讲到“城堡的故事”，它对您的影响大吗？假若让您浓缩为一句话，您会怎么说呢？
胡正荣：“享受你简单的生活。”这是国外游历对我的最大影响，也是“城堡的故事”给我的启发。
和国外的专家学者打交道多了，潜移默化中便接受了他们的生活理念，也就看淡了仕途权利，特别在意精神的愉悦。
我刚去英国时，并不喜欢伦敦。后来，却非常喜欢。1851年，作为欧洲乃至全世界的强国，英国在伦敦举办了第一届世博会。有过如此辉煌历史的英国，富翁巨贾比我们多得多，但他们让我感受到的不是豪华和奢侈，而是文化的积累和生活的品位。尤其在我参观了大英帝国博物馆，看了皇家歌剧院的歌剧、皇家芭蕾舞团的芭蕾舞，还有那每天都上演几十个剧目的音乐剧……内心的波澜让我开始反思。
在英国，我还看到过很多触动我灵魂的事儿：很多富翁，穿的不是最贵的，吃的也不是最好的，他们衣着普通，却喜欢参观美展、欣赏歌剧，喜欢谈论社会与文化；有些经济拮据的人，即使再没钱，即使吃穿马马虎虎，也要去听音乐会、去运动场、去旅游。在他们看来，工作就是为了更好地享受，好好享受生活才是最重要的。只有让心灵愉悦了，生活才有意思。
记者：是的，心灵的纯净、自由和自在，才是最美的享受。但在我们的生活中，很多人更看重的是物质上的享受。
胡正荣：追求物质享受无可非议，但如果眼里只有金钱、名牌，那就很可怕了。在西方，“富二代”的问题就比我们解决得好。在他们看来，让孩子不劳而获，给孩子过多的金钱，实际上是害了孩子。
在“价值观”的问题上，我们至今没有解决好。像有些达官贵人，就像一个个土财主，除了金钱和疯狂的消费，什么都没有。脑子里不仅空，且充满了快速成名、快速暴富的邪念。
记得有一年在瑞典开会期间，我应邀到瑞典最大的媒介集团的总裁家喝下午茶。这位总裁的家在一个山坡上，是一座有着300多年历史的房子。在这座房子里，既有价值连城的名画，也有当代著名画家的作品；既有如雷贯耳名人的肖像，也有年代已久的藏品。这位总裁爷爷的爷爷，是靠出版起家的。总裁为人处事内敛低调、温文尔雅，像讲述久远的一段历史那样，指着一件件藏品，向我介绍了这位诺贝尔奖得主的作品是哪一年出版的，另一位大文豪的作品是哪一年问世的……
总裁家的房子，简简单单；总裁的装束，普普通通。但他娓娓道来时流露出的自豪，却让我感受到了他家一代代人在享受智慧盛宴时的快感。这一点对我的冲击也是很大的，他让我领悟到：做事的过程最重要，内心的愉悦最重要。一个人，无论多么有钱、有势、有名，都会变的。随着岁月的流逝，你的容颜会变，你的地位会变，你的职务会变，你老了走不动时也会变。唯一不变的是心态。唯有阳光而积极的心态，才能保证你不为功名利禄所羁绊，才能让你体会到真正的幸福！
“付出多少，才能收获多少，我始终认为，能量是守恒的”
记者：对您的称谓，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版本。２２岁时，说您是中国名校最年轻的大学老师；３２岁时，说您是中国名校最年轻的教务处处长；34岁时，说您是中国最年轻的传播学博士生导师；40岁时，又说您是中国最年轻的名校副校长。您兼任的诸如在教育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会、国家留学基金委评审会、人事部博士后工作站、文化部和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中国新闻教育学会以及韩国、英国、美国等地区的学术职务多达20项，您承担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中宣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以及全国各地媒介委托的科研项目有10多项，至于被教育部列为“跨世纪优秀人才”，被人事部等七部委列为“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以及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等荣誉，可以说是纷至沓来。您周围多是学生，当他们将关注点投向您身上的光环时，您会怎么说？
胡正荣：我会自嘲、调侃啊。我说你们只看到我风光的一面，我背后的努力和用功，你们看到过吗？我狼狈和孤独的时候，你们看到过吗？
上大学时，一到周末，很多同学都去看电影了，甚至还有打麻将、玩扑克的，我总是躲起来看书。没有那些年的孤灯冷板凳，我不会有今天。
当然，我的运气确实不错，但是，仅有机会是远远不够的，你还得有实力。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我做事不愿意糊弄，不做则已，做就把它做好，不管这件事情你是否喜欢去做。这么多年不论做什么，我始终坚信一个原则，就是时刻准备着。准备就是把自己的业务能力修炼好，简单说，就是让自己的能力增强、水平提高。如果你有赢得机会的能力和水平，那机会肯定就是你的。其实，人的实力都差不多，关键是我把最美好的青春都用在最好、最恰当的时候。
1994年，学校有两个去德国进修的名额，当时能去德国进行学术交流的机会很少，同事们谁不想去啊，但一听说凭考试成绩选拔，便后悔得直摇头。我为什么考取了？说来话长，从上大学，我就开始对德国的文化感兴趣，留校当老师后，就自己报名在夜校学起了德语。后来，广院（原北京广播学院）又开了个德语班，我就继续去学习，成绩在班里始终是第一名。 后来因为工作忙，没有时间温习 ，怕忘了，便经常拿出来看看。去德国学习选拔人时，我就决定去试一试，结果考上了。
记者：您参加高考那年，考分很高，您却报了当时的北京广播学院，为什么呢？
胡正荣：因为自卑。那时，我胆小、内向，当众讲话会脸红，从不主动和人交流。所以，尽管当时不少人劝我填报北大，但我不敢。
记者：如今，您满世界地作报告、发表演讲，许多时候您是即兴发言，不拿讲稿便口若悬河、妙语连珠，您如此潇洒、睿智的形象，让人很难和您曾经的沉默寡言联系在一起。都说秉性难移，很多人穷尽一生都无法摆脱的性格缺陷，您好像轻轻松松就迈过了那道坎儿，这里面有什么秘密吗？
胡正荣：如果说秘密，除了背后的发奋，就是要经常鼓励自己，去品尝一个个小的成功，小的成功积累多了，自信心也就有了。
记得第一次给85级新闻专业、也就是白岩松所在的班上课时，我恐惧到了极点。当时，我做了最坏的打算，万一到课堂上什么都忘了，就照着我提前准备好的1万多字的讲稿念。后来，我战战兢兢地走向了讲台。班上有72个学生，我一个也不敢看，望着窗外，把准备了多天的讲稿读完了。由于准备充足，我滔滔不绝，越讲越兴奋，以至最后竟刹不住车，不想下课了。正是因为做足了案头的工作，我迈出了极其关键的第一步，从而坚定了我的自信心。正面刺激啊，太重要啦！而对现在的我来说，最快乐的时候就是学生们那种放着光芒的充满期待的眼神。那一刻，成就感有了，幸福感也就有了！
“我很高兴能成为河南大学的客座教授”
记者：您的研究领域，主要是传播学理论、广播电视传播、媒介政策与制度、传播政治经济学、媒介发展战略与管理、新媒介等。您的著作和主编的丛书很多，我能查阅到的是《传播学总论》、《21世纪初我国大众传媒发展战略研究》、《媒介的现实与超越》、《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我国广播电视发展战略丛书》、《媒介管理研究——广播电视管理创新体系》 和《新闻理论教程》 等数十部。 正是这些成就，使您有机会站在国际舞台上，同世界一流的传播学专家探讨学术问题。不仅如此，您还获得了主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广播电视（含有线台）管理研究”、“直播卫星对我国的影响及对策”、“广播电视宣传热点问题研究”、“广播电视多出精品机制研究”等数十项国家社会科学课题的资格。您在北广学的是新闻，在人民大学读博士时，学的是中文。您是怎样走向了传播学这条道路的呢？
胡正荣：我上大三时，对传播学还一无所知。一次，听一位讲外国广播电视史的老师说，国外有一门传播学的学科。我马上就捕捉到这条信息，跑到图书馆去借阅相关的资料。当时，国内对传播学的研究还是一片空白，图书馆的相关书目只有原著版本。为了读懂，我便借了一本梅尔文·德福勒著的《大众传播学诸论》。我当时看那本书是很费劲的，一是学科限制，二是背景限制，三是语言限制。没有社会学学科基础，没有媒介和传播的背景知识，传播学对我来说，纯粹是一个很陌生的学科。但我觉得很有意思，书中告诉我认识新闻问题还可以从传播的角度开始，还要看效果、看对象，这让我很兴奋，有一种很不一样的感觉。我还记得那本书中有一部分讲的是印刷发展历史，主要讲述的是欧洲的情况。欧洲与中国的国情不一样，我就写了一封信给作者，还提出了自己的问题，其实是找茬，想看看他重视不重视。万万没想到，很快我就收到作者的回信，还给我列了一份有关传播学的书单。至今我仍然很感激他。一个人做事情的时候，如果能受到一个正面的刺激、得到正面的肯定，是很受鼓励的。如果当时作者没有回信，或许我今天的人生就是另一个样子了，也可能就从事别的行业了。
记者：您曾经说过“一个真正伟大的学者，只有通过积累，大概到60岁，可能才有一生心血凝结而成的成果”。到花甲之年，您还有十几年，正像您自己所说，更愿意在传播学的理论与实践中作桥梁的作用，您打算怎样做呢？
胡正荣：我做学问和做人是一样的，不喜欢走极端，愿意在结合处创新。因为创新来源于多元化的结合。我们这种学科不是概念性的推演就能解决问题的，不论是哪一个学派，不论它的资料来源和所关注的问题。因为传播学研究的都是现实问题，抽象之后就是研究，如果再高一点就是理论了。另外，任何学者都不会仅仅研究一个领域，那就很难有一个创新和发展的前途，因为一个领域太窄了。即使有的人主要只研究一个领域，但是也一定有其他学科背景，只是主要关注一个问题而已。我个人希望放在主体上相互关联的两三个领域，比如像传播学基础理论研究，一定离不开现实的问题和社会实践性的东西。我把它们结合起来，发现它们可以提炼出来的东西。但是到目前为止，我还是没有自己的理论，因为我的认识还没有到那个程度。我们现在做的都是研究，研究和理论是不一样的，真正有自己特色的理论可能要到那个时候。要提炼出这样的理论，就必须有很好的基础，就需要很宽的眼界，研究的领域就很多，所以我的研究范围涉及传播学基础理论、媒介规制研究等。因为不同时代，传播领域中普遍被人关注的问题是不一样的。研究问题多元化，但是问题的症结往往就是这么几点。现在我最多的工作是研究，是关心现实的东西，然后提升到原理的高度，终极目标是能够提炼出自己的原理，适合中国的，做一个有一定水准的传播学者。
记者：这些年，您先后在法国、比利时、爱尔兰、韩国、日本、越南等多个国家的媒介机构做访问学者，在加拿大、美国、德国、英国、瑞典等国家做客座教授。2003年11月，受河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李建伟之邀，您来开封讲学，我所在部门的记者都去听了，至今记忆犹新。
胡正荣：我非常尊敬李院长，不仅仅是他在业内的好口碑，还因他是家乡的学者。上次我来开封讲学，他说要聘我为客座教授，我很高兴就答应了。
“时刻听从家乡的召唤”
记者：您生在宁夏银川，但只要写简历，您总会标明祖籍在开封，听李院长讲，每次回河南，您都要回老家看看您的爷爷奶奶以及其他亲人。
胡正荣：我的故乡在开封县，先辈们都是农民。我父亲虽然很小就从家乡走了出来，但乡音却从未改过。所以，对开封话，我有着与生俱来的亲切感。对开封，我更是格外关注。
记者：您曾经说过，日本曾在上世纪60年代从文化进口国转变成文化出口国。那么，开封如何做，才能像日本那样呢？
胡正荣：文化创意产业是中国产业界的一次整体升级，将文化变成产业，就要在“创造力”上下大工夫。
首先是“原创”，即创造出前人没有的东西。由原创激发的“差异”和“个性”是文化创意产业的根基和生命。比如，美国的迪斯尼集团生产动画片《米老鼠与唐老鸭》，先在电视台、电影院播放，然后又将片中人物形象做成玩具、服装，再做成迪斯尼主题公园。人的创造力是无限的，可以实现创造力的途径也是无限的。迪斯尼的许可产品一年在全球的零售额达1120亿美元，其中290亿美元来自于娱乐人物形象，不管是玩具、服装、电影还是电视，迪斯尼依靠的这些人物形象都是自己原创的。国内目前比较时髦的一个词叫“软力量”，这是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提出来的概念，其中很关键的一个方面就是要通过在世界范围内推广本国的文化，增强文化上的吸引力，从而扩大自己国家的实力。这方面，美国自不待言，而在亚洲，典型是韩国。韩国政府出面、出资、出政策，大力推进韩国文化产业向外发展，从而在亚洲形成人人皆知的“韩流”，扩大了韩国文化在亚洲的影响。
其次是“创新”，就是对前人创造好的东西进行改造或者更新。比如《卧虎藏龙》，用了一个西方化的艺术表达方式来包装中国内容的故事，这是一个创新过程而不是原创。《花木兰》是迪斯尼拍的，虽然文化素材和资源是中国的，但表达方式是全球的，制作方是美国，这是美国人的创新。
记者：您在考察了很多国家、地区文化产业的基础上，提出了如何搞好“文化创意产业”的运营和营销。您能把自己的研究成果提供给家乡吗？
胡正荣：老家开封是闻名中外的古都之一。悠久的历史、丰厚的文化积淀、纯朴的民风和优良的传统等都可以成为家乡吸引和打动世人的宝贵资源。当然，资源不会自己变成社会财富、资本财富和文化财富，因此，就需要开封人和众多的社会优秀创意人才、企业家集思广益、开拓创新、升级改造、推广普及这些优良的积累和储备。
我是开封人的后代。一直以来，期望着有更多的机会回报老家开封。我曾经到开封授过课，将自己的知识和研究成果传授给家乡的新闻工作者和大学生，为此我很有幸福感。相信以后，还有更多的机会回开封，并为开封服务。
最近一段时间，我正在阅读三卷本的《开封故事》，看到那么多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医学家、科学家、发明家诞生于故乡，心里不由地就有一种自豪感。我要好好做准备，随时听从家乡的召唤。
（来源：2009年12月18日 《开封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