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首先需要我们对中国文化的特点认识清楚。如果根本不了解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那么中国文化海外传播就无从谈起。只有从中国文化的特点入手，才能揭示出中国文化的当代性价值，进而为当今世界所接受。
中国文化遗产究竟意味着什么？
今天我们常常谈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这肯定不是儒家学说中亘古不变的名教纲常，而必然是从当代的问题意识出发，对传统资源的再阐释，只有这些才能对我们今天的社会有所启发。“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20世纪意大利著名哲学家、历史学家克罗齐（Benedetto Croce, 1866-1952）认为，一切历史的本质就在于其当代性，因为人类活生生的兴趣绝不是对于已经死去的过去的兴趣，而是对当前生活的兴趣，是对存在于当前生活中的那些过去的兴趣。克罗齐既强调历史与哲学的同一性，同时也认为历史与精神本为一体。也就是说，无论是历史学家还是哲学家都应当从现实出发，运用批判精神从史料中选择对于我们今天依然有意义的东西。他强调，应当用具有时代精神的思维去理解和把握过去的文献。历史对我们来讲毕竟是过去的，但我们必须用当下的精神去进行反思，用新的眼光去审视。克罗齐1912 年在庞达尼亚科学院（Accademia Pantaniana）的一次演讲中指出：如果说当代史是从生命本身直接跃出的，那么我们所称之为非当代史的，也是直接来源于生命的；因为最明显不过的就是，唯有当前活生生的兴趣才能推动我们去寻求对过去事实的知识；因此那种过去的事实，就其是被当前的兴趣所引发出来而言，就是在响应着一种对当前的兴趣，而非对过去的。
我们之所以去关心历史人物，对古代的文化遗产感兴趣，是因为这些与我们当下的现实生活有关系，不然的话，中国有几千年的文化遗产，我们为什么单单对某些思想产生兴趣，这是因为这些思想涉及太多我们现实的生活。
按照克罗齐的观点，我们对历史的思考，是将之纳入我们当前的精神之中，没有当代的精神，就没有历史。克罗齐并不认为历史事实本身会说话，说话者正是历史学家的思想或精神活动。要真正认识我们对历史的认识，就只能不断地去思考前人的老问题，并且还要思考自己思想所面临的新问题。
德国学者罗哲海（Heiner R·tz）认为中国哲学具有一种不仅对于中国本身，而且对西方来讲都非常重要的广泛潜能。他提出了以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的“重构”（Rekonstruktion）的方式来理解儒家伦理价值的尝试：“‘重构’意味着以一种与古人之真实意图相应的方式——如果我们对于这些意图的理解是正确的话——对其思想加以重新整合，而取代复述他们那些相当庞杂不清的立论；并且要根据我们今日所面临的伦理学问题而加以充分利用。”也就是说，跟哈贝马斯一样，罗哲海并不认为我们要回归到传统之中，而是应当从今天的问题意识出发对传统儒家的价值进行重构。
实际上，当今的人类需要中国人实践了两千多年的儒家价值，通过创造性的转换，使它们能够成为现代人生命意义的价值源泉。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讲，我们更需要探寻儒家思想价值如何在当代中国经济和社会环境中发挥影响力的当代途径。我认为只有通过这样的方式，中国文化才能真正为西方世界所接受。
在中国研究方面，海外汉学家实际上更注重中国现当代与历史传统的接续。以我所熟悉的傅吾康（Wolfgang Franke, 1912-2007）为例，他从来就没有将中国看成是一堆历史的古典文明，而是一直在努力地寻找古代、现代以及当代中国发展的历史轨迹。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他在上世纪50年代曾与古典语文学派的海尼士（Erich Haenisch, 1880-1966）教授展开过激烈的辩论。他认为，海尼士所认为的近现代中国研究以及汉语口语不具备学术性的观点，尽管在它第三帝国的时候使汉学免遭了政治的影响，但却割裂了中国历史的传承。在这一点上，傅吾康依然秉承着他父亲福兰阁（Otto Franke, 1862-1946）的观点，亦即中国历史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傅氏对近现代中国研究以及现代汉语的重视，实际上也开启了德国中国学研究的先河。
眼下各种各样的中国文化读本铺天盖地， 既有中文的， 也有翻译成各种其他文字的。但其中的内容几乎就是一部中国美学史，或中国文化史。而一本《美国文化读本》却很不一样，其中90% 是关于美国当代文化的， 只有10% 是有关历史的。相比之下， 我们的文化读本，基本上是历史教科书，其中最新的也是清代的内容，完全是将中国文化博物馆化了。其活力究竟在哪里？如果我们的年轻人都不喜欢的话，为什么一定能让外国人喜欢呢？
当记者问及是否有计划把故事的发生地放在中国某个地方时，《达·芬奇密码》的作者丹·布朗（Dan Brown）说：“年轻时我对中国文化非常着迷，我记得看世界文化史的地图，我看到罗马帝国的版图从大变小，我也看到其他帝国的板块从大变小，直至消失，只有中华帝国在右上角永远停留着。我认为中华文化一定有永恒和充满活力的地方，避免了其他文明、其他文化颠覆的结局。我的书里面写了很多现代科学，比如大脑神经科学，其实也是对东方古老文化的反应，等于是现代科学重新发现古老东方文明。” 如果没有经过现代科学的重新发现，如何能使古老的东方文明重放异彩呢？我想，丹·布朗的说法很值得我们思考。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近年来商业的不景气让日本社会充满失望与闭塞气息，而《论语》竟成为了救世的圣经。在严峻的环境下，重新拾起古典书籍，想要从中寻找生存与教育方法的日本人日渐增加，《论语》让当代日本人找到了避风港。据说，日本企业三菱重工长崎造船厂从2008年起在新人研修室，把《论语》列为重要科目，新员工透过《论语》学习到忠孝仁义精神。这些企业新人学习到了作为企业人必须要有的涵养与行动指南。
中国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其包容性
以一种开放的姿态面对外来文明，及时吸纳其他文化中对自己有用的重要当代因子，这样的文明是不会衰败的。
众所周知，中国文化并非单纯的汉民族文化，而是在此基础之上有机地吸收境内各民族、各地域文化，乃至异域文化后形成的具有丰富内涵的一种文明。在历史上，中华不同民族的文化，如匈奴、鲜卑、契丹、辽、金、蒙、满等民族的文化，都成为了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来自印度的佛教、阿拉伯世界的伊斯兰教、西方世界的基督教，也同样融入了中国文化的血脉之中。正是中国文化的这种包容性，才使其在历史上历经异族入侵而并未导致文化衰败的惨剧。
荷兰汉学家许理和（ErikZürcher, 1928-2008） 教授一生的兴趣主要在与文化冲突相关的各类主题——“ 当东方遇到西方”时中国的各种反应。许氏于1962 年在莱顿大学东亚史教授的就职演讲中，就将这类的主题归结为“误解的对话”（Dialoog derMisverstanden）：“我相信中国文化每在遇到外来冲击的时候，特别能表现出她的特质。”这类时而成功、时而失败的交流却极大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内涵。许理和对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适应，对明末清初来华耶稣会士历史的研究，乃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都是为了设法弄清中国在接受外来影响时的反应及其适应过程。
宋代的时候，传统的儒家学说已经无法应对佛教所提出的形而上学的各种问题，于是产生了吸收佛教性相二宗的哲学思想而构建心性本体的宋明理学，从而将传统伦理学维度的儒家思想发展成了具有严密的逻辑体系的哲学。宋明理学吸收华严宗和禅宗的思想，将“理”、“心”的观念从伦理学的范畴提升到本体论的范畴，很难想象如果没有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扬光大，会产生朱熹、陆九渊这样的理学大师。所谓“零和博弈”的观念，亦即认为中国文化的价值就必然与西方文化价值体系截然相反，甚至是完全敌对的，是错误的看法。只有坚持中国文化的这一包容性，其中自然也包括西方的智慧，才能真正彰显中国文化的价值。
汉斯·昆（Hans Küng）认为，儒家的学说重新发现了人的价值，鼓励其自我表达意念、现实意识、道德水准及坚忍不拔的意志：“——它坚持以人道主义，即真正的人性论作为价值观的中心内容；——它从一开始便将人作为群体的一员，而并非作为单独的个体来看待；——它将人与他人的基本社会关系建立在普世伦理标准之上，而并不考虑利益关系。” 汉斯·昆认为，中国思想对于21 世纪一种世界伦理的形成是能做出巨大贡献的，“在我对世界宗教的常年的研究生涯中，对我越来越清晰显豁的是：当次第二、三千纪的流转之际，在第21世纪，中国的智慧将形成为共同的人类伦理——一种能为或大或小的社会或人类群落提供价值标准和行为准则的底线的伦理——的一种特别的动力源泉。”
今年1月初我在台北中央研究院参加“跨文化视野下的东亚哲学”学术研讨会，跟几位来自欧洲的学者就目前面对复苏乏力的全球经济，以及持续蔓延的欧债危机交换了看法。他们中的部分人已经意识到了，目前大部分欧洲人的认识还仅仅停留在经济层面，更应堪忧的实际上是欧洲文化的危机。欧洲部分的人文学者已经开始对照儒家思想对西方传统及近现代思想进行彻底反思了。如何能够转化中国思想使之能够适合当代欧洲的实际，已经成为了当务之急。因此，这对于中国文化来讲是一次难得的机遇。问题是，我们如何将传统的中国文化资源纳入我们乃至欧洲当下的精神之中。如果我们能够运用自己的传统资源，来充分展开现代性，再造今日中国文明的辉煌，那中国思想就不仅适应了现代社会，也能顺利地进入后现代。这一创造性的转化如果能够获得成功的话，那么我们不仅找到了我们的核心价值，同时也使得这一价值真正具有了世界性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