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

人的一生有很多难忘的经历。我很庆幸，从一九五五年大学毕业就分配到名人聚汇的中国作家协会工作，因此与很多现当代著名作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今年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七十周年，使我不由得想到在《讲话》后涌现的一批重要作家作品。其中，就有著名女作家丁玲同志。

一九八六年三月四日上午十时，丁玲生命的最后时刻是在北京协和医院。

恰巧，头天晚上我还去了医院，她已经在急救室。几天前的二月二十七日上午我也曾去医院探望，她正处于昏迷状态，当时已报病危。医生正在采取各种措施全力抢救。

探望的人络绎不绝。有作家、艺术家，科学、文化界的许多朋友，有老一辈的革命家和她多年的战友，还有素不相识的热心读者。大家都祝愿她早日恢复健康。

然而病魔却夺去了她的生命。

但是她的名字和她用心血创造出的数百万字的文学作品，将会永远留在读者和人民心间。

丁玲，作为一名革命战士，一位人民的作家，几十年来，尽管她经历坎坷，遭难多年，但她始终保持自己与群众的血肉联系。所以这次当她病重的消息传出后，她在战争年代生活过的桑干河，她在一九五七年遭难后下放劳动过的“北大荒”，都立即派了群众代表日夜兼程赶到了北京，赶到了医院，在她的病榻前，默默地、深情地表达了真诚的祝愿。

这种真挚的友情使我深受感动。巧的是，这两个地方我都曾经去过。桑干河，不但去过，一九五九年我还在那里下放劳动锻炼一年，所在的村庄正好是在丁玲同志土改时生活和写作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那个温泉屯村。小说里叫暖水屯村。《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所记述的人物和故事大体都是发生在这个屯子和这一带地方的人和事。我们在那里时，村里的人们都把小说中的人物和他们本村的某些人“对了号”。称呼那些人的姓名时，也是用了作品中的名字。我们当然并不赞成“对号入座”。但它说明，这部小说赢得了群众喜爱。也说明，它是来自生活，来自群众，是人民群众火热斗争生活的及时反映，真实描绘。

后来，这部小说荣获“斯大林文学奖”。丁玲派专人给温泉屯村送去了大量的书和这本书的稿费、奖金，帮助村里修建了一座漂亮的文化站，设置了文化设施。为了活跃农村文化生活，促进新中国的农民提高文化，我们曾在文化站办夜校，举办演出活动，等等。村里的农民们都把丁玲同志亲切地称为“老丁”，说老丁是个有名的作家，听说还在大上海待过，又到过延安，却一点都不摆架子，和俺老百姓打成一片，对待乡亲们可真亲、真好呐。

人们谈起来情意绵绵，使我这个涉足文坛不久的青年，也深受感染，深深感到一个人民作家能够赢得群众的如此爱戴，是多么值得自豪。当时我是和作家宗璞、闻山、郑文光一起，下放这个村的。忆往昔，五十多年了，这个在解放了的灿烂阳光照耀下前进的温泉屯村，和桑干河畔淳朴、忠厚的翻身农民都使我多么难以忘怀！自然地也难以忘记在那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里深深扎根在群众中的作家丁玲同志感人的事迹。呵，想起了桑干河，就会想起丁玲，想起这位人民的作家。

同样，远在祖国边陆的北大荒，则是丁玲同志流血流汗、劳动和生活了十二个春夏秋冬的又一个故乡。她和密山、汤原的农工们、战友们在风风雨雨中，在共同劳动中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她曾说：“北大荒的战斗生涯，锤炼着我的一颗红心，人民哺育我、教育我，在严寒中得到的温暖最暖，在烈火中打出的刀刃最硬。”她说，在北大荒“我有新的成长，我更为稳定。多谢老百姓呀，我永远不能忘记他们”。同样，北大荒的老百姓们又怎能够忘记曾与他们甘苦与共的作家丁玲呢！所以当病重住院的消息传到北大荒，传到桑干河后，那里的乡亲们便立即派出自己的代表前来探望和慰问。当这些老乡亲风尘仆仆地赶到医院，站在由于做过手术已经不便讲话的病人面前时，经陈明同志大声介绍后，对这些地方怀有无比深情的丁玲同志嘴角微微蠕动想说什么却不能够出声了，她的眼角露出了泪痕。

还有河北蔚县的老县委书记也赶来了。这里是解放战争时期丁玲同志战斗过的地方，她和那里的群众也结下了不解之缘。去年秋天，蔚县的同志还特地为丁玲准备了一幢可供她写作的房子，热情邀她和陈明去那里写作和重游故地，那里的老百姓可是很想念她呀！本来丁玲准备秋天去的，不巧，七月里她却病了，住进了医院。一住就是几个月，未能如愿。但她对于此行却时在念叨中，希望实现。老书记于今在她的病床前旧话重提，然而丁玲已经无能为力了，报之以他的又只是满眼泪痕。

这时，我想起，当年在延安，在全国解放后，丁玲同志曾经鲜明地提出并强调过的一句口号“到群众中去落户！”“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也就是提倡作家深入生活的问题。几十年来，她正是用自己的行动实践着这一倡导。而这，也正是作为一个人民作家所必须坚持的正确方向。我想它同样也适用于我们今天。当然今天我们的作家到群众中去、深入生活的方式完全可以多种多样。在这个问题上随着时代的发展，出现了不少新形式、新趋势、新问题。完全可以并应当按照各人的习惯方式进行。但是作家需要和必须深入生活这一点，犹如鱼之于水，不可须臾脱离，是不会有太大异议。在这方面，应该说，丁玲同志为我们作出了榜样。

蓦地，我的思绪回到了去年春季。那是阳春三月的一天，我们邀请丁玲同志为首都文学爱好者开一次讲座，她欣然答应，我们高兴极了。那次是在巍峨壮观的首都剧场，面对一千多名渴求文学知识的青年，丁玲以自己亲身的创作经历，告诫青年朋友们：写作，要向社会学习。她辞恳意切而生动地讲述说：常常有人问我，你当作家经常读什么书，受什么书的影响？受哪位作家的影响？我想了想，我就读了一本书，读了社会这一本书。到现在，我也这么想着：我就是在这个社会里，跟着社会滚，滚了几十年，滚到现在。我就是一个社会的人。我写东西不是从书本上来的，不是从幻想中来的，都是从我眼睛里见着的，社会里经过的，或者与他做过朋友，或者与他斗争过的，就是这样的一些人。我没有离开这个社会，永远是在社会里，跟着社会跑的，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总之，不要脱离生活，要经常深入到实际中去，到火热的现实生活中去，到群众中去！

听众报之以热烈的掌声。

她的这番话、这件事，使我联想到了她在重病时，桑干河、北大荒何以专门派人来慰问她，这说明什么呢？自然可以说明许多问题。但最重要的，我以为这是丁玲同志作为一个作家，长期以来同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结果。

那天，在病房，我和陈明同志交谈间，一位护士走过来，请陈明去接电话。归来后陈明告诉我是叶（圣陶）老打来的，询问丁玲今天的病情。我知道已届九十二岁高龄的叶老也正在另一所医院住院，却还这般关心他人，这实在是格外令人感动的事。陈明说，叶老差不多三天两头来电话关切丁玲的病情，这使我想起了丁玲与叶圣陶先生的深情厚谊的一段佳话。那是一九二七年，正在北京流浪、思考的二十三岁的丁玲，为了解剖社会，宣泄自己内心的苦闷，诅咒和声讨黑暗的旧社会，她找到了一个工具，一件武器——那就是笔，手中的笔。她拿起一支笔来，写下了她最初的小说《梦到》，投给郑振铎、叶圣陶主编的《小说月报》，被叶圣陶从一般来稿中发现采用了。由此丁玲走上了文学道路。发现一篇稿子就是发现一个人！用当今的话来说就是推出一个文学新人。可以想见，这种特殊的情谊自然不一般。多年来，丁玲对叶老一瓣心香，没齿难忘。同样，叶老对丁玲也一向是关怀备至。因此，当丁玲病情严重的时刻，叶老对之格外焦虑、格外关怀。

如今，丁玲已经去世多年了。但作为一位从战斗的风雨中走过来的战士，一位人民的优秀作家，我们将会永远记着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