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

罗念生

中国有两位大学者并不为人所熟知——其一梁漱溟，中国现代著名思想家、爱国民主人士，亦有“中国最后一位儒家”之称。但很长一段时间，他被贴上了“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反动知识分子”的标签。他曾自称“问题中人”，毕生为求解中国问题和人生问题思索与实践。对于佛学和儒学的关系，先是认为“惟有佛学的宇宙观和人生观是正确的”，继之认为“儒学适合于绝大多数人，而佛学只适合于少数人”，早年甚至想过出家。其思考凝聚为《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国文化要义》、《人心与人生》等思想著作。

另一位知名学者是古希腊文学翻译家罗念生。他曾被称为“一个中世纪的和尚”，因为据说“只信希腊教，希腊就是他心中的上帝”。他自1929年与古希腊文学一见钟情，至1990年去世的61年来，心目中只有“古希腊文学”这一单纯主题。也因此穷毕生之力完成了近千万字的翻译和文论，作品汇集为11卷《罗念生全集》。

梁漱溟的《人心与人生》、《中国文化要义》、《乡村建设理论》等重要作品以及古希腊翻译家罗念生的《罗念生全集》皇皇11卷，都曾在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下属的北京世纪文景公司出版。日前，“世纪文景”分别邀请梁漱溟之子梁培宽、梁培恕及罗念生之子罗锦鳞，讲述“传家与守望：父辈梁漱溟、罗念生的过往旧事”。

梁漱溟：在佛教和儒学中求解人生

梁漱溟是中国知识分子中一个最为纯粹的人。他曾说“人生不好说目的，因为目的是后来才有的事”，又说“人生的意义在于创造”。人生的创造，在他眼中有两个方面，一是很显著的创造，别人都看得见，叫“成物”；另一种是生命上的创造，如何丰富和还原自己的人生，叫“成己”。他说，“生命的本性在于奋进向上”，又说，“人心正是宇宙生命本原的最大透露而已”。“人之所以为人在其心”。即，以心主宰身，才能争取主动的人生。

梁漱溟长子梁培宽已退休20年。他一心整理父亲梁漱溟的文字，编辑出版了厚厚8卷本的《梁漱溟全集》和几十种单行本。但他是学生物专业的，开始时对父亲的东西实在不懂，只是硬着头皮去做。“1982年，我联系出版他的第一本书《人心与人生》时，出版社提出两个条件：一是可以出版，但不能公开出售；二是只印2000册，不能多印……20多年过去，世易时移，父亲的作品最终被认为是文化经典。”其次子梁培恕致力于撰写父亲的传记，前后历时20年。

梁培宽回忆，1918年，父亲曾倡议在北京大学组织一个孔子研究会，这个时间可以作为父亲思想转变的一个标志。“他有一种醒悟——现实的生活和他自己的佛学观、人生观有矛盾。佛学是出世的，而他所面对的是世上纷繁事。这中间是有冲突的。”“他觉得，他必须把力量集中到一头去，最后他就归结为‘儒’。佛学之道，是放下了，但不是放弃。”

1986年，梁培恕为了摒除外界对父亲的误解，自己动笔撰写第一本父亲的传记——《中国最后一个大儒：记父亲梁漱溟》，前后历时20年。目前已写完父亲的第二本传记——《架桥人和他的梦》。父亲的第三本传记《人类需要认识自己》也即将动笔。梁培恕称自己这二十多年来大概就只做了这么一件事，就是在解读父亲。

梁培恕对父亲的学术思想这样理解：“父亲曾说过，西方文化是向外用力的文化，而中国文化是向内用力的文化。因此，东方文化是心的文化，西方文化是身的文化。中国人向内用力的结果，是对心有很多修养方面的要求，西方文章认识人本，其科学对于人的外围世界研究透彻——如果两种文化不能够融合，就会出现很大的偏差。”梁漱溟深感东西方文化沟通的重要性。在他所创造的文化里，如何使二者更好地结合起来为人类所用，便是人类认识自己所必修的功课。

他记忆里的父亲经常说的一句话是“表里如一、独立思考”。“如果说他的性格中有一点重要的东西，那就是‘甘于清贫，安于现世的生活’。”梁培恕说。

“文革”初抄家时，开始写《人心与人生》

梁漱溟的人生哲学带有鲜明的理想主义色彩，这也是他后来“出世”信佛的重要原因。张中行曾这样赞誉梁漱溟的风骨：“梁先生可敬之处不少：有悲天悯人之怀，一也。 忠于理想，碰钉子不退，二也。 直，有一句，说一句，心口如一，三也。 受大而重之力压，不低头，为士林保存一点点元气，四也。不做歌颂八股，阿谀奉承，以换取驽驾的享受，五也。” 

这样一个大儒，在“文革”中的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怎样？

梁培宽回忆说，父亲在“文革”冲击中，心理的承受能力很强。最开始抄家时，他竟开始写《人心与人生》。这也就是在“文革”刚刚开始以后一个月——外界的风云动荡没有颠覆他内心的奠基。

“总的来说，他的精神状态在‘文革’中还是可以的。痛苦当然也会有——比如，屡次让他搬家，最后搬到鼓楼附近的一间小屋子里去。那间小屋子，是一个大杂院里的两间东房，原是洗澡的地方，又潮，又闷，又热。他后来受不了了，就给周总理写信。他还每天早上起来跑步，从鼓楼跑到公园里去，然后看书，休息，思考。他写《人心与人生》时没有任何参考资料，完全凭对知识的记忆。他那时与人一般不往来。”

“其实那些红卫兵并不了解他。”梁培恕说，“别人说这是个反动分子，他们就去抄家。但他们逐渐发现，他并不是坏人。于是就减少了对他盲目的敌意。”“而他的佛性似乎也化解了敌意。一般人，你打了我，我就恨你，见了你就生气。但他恰恰不是这样。所以，红卫兵在第一阶段盲目地把他当做阶级敌人虐待之后，继之而来的是惭愧，是反省，是改变自己。”

“当时知识分子自杀的很多。我想他历经磨难人长寿的原因，或许是他有着佛心。他用佛心化解恶行。”梁培恕说，“到后来，他的最后一本书《人心与人生》写出来了，他很满意。说，‘好了，我的使命已经完了，我可以去也’。”

罗念生：货真价实，物美价廉

英若诚曾对罗念生有八字评价：“货真价实，物美价廉”，它概括了以梁漱溟、罗念生为代表的中国老一辈学者爱国治学的精神。

罗念生长子罗锦鳞，1961年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并任教，至今已经50余年。1986年，他在父亲指导下，将自己导演的话剧《俄狄浦斯王》搬上舞台，开中国演出古希腊戏剧的先河。罗锦鳞女儿罗彤定居雅典，至今已经20多年，与朋友创办了INTER CHINA文化中心。罗锦鳞在微博中说：“我家三代人都与希腊文化结缘——家父把古希腊文化介绍到中国，女儿定居雅典20多年，把中国文化介绍到希腊。我把古希腊戏剧搬上中国和国际舞台。”

罗锦鳞回忆上个世纪90年代初整理与出版父亲著作时的状况。当时出版社开出的条件是“12卷本自筹出版费60万”，后来几经波折终于由“世纪文景”出版。 “现在随着读者知识水准的提高，对于古希腊的了解也越来越多。但是很久以来，大家对古希腊以及古希腊文学并不了解，父亲的一生都在寂寞中做一项工作——将古希腊的文化介绍到中国来。”

罗锦鳞说，父亲的国学基础无疑是很好的，而且他还有西学。东西方文化在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身上有一种融汇。他们一生都在致力于将国学与西学连接起来。“我现在DNA越来越像父亲。他有几个东西对我有影响，其中一个就是古希腊文化中的“中庸”——意思就是说什么事情要恰如其分，要有个分寸，多了不行，少了不行，要恰到好处。”“父亲经常跟我讲一句话，说古希腊的美学中间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用最经济的手段表现最丰富的内容，这就是咱们中国的简洁，就是白描，因此我在艺术上非常追求简洁，反对花里胡哨，不知所云。简洁，能让人一下子就抓到，明确、干净。”

“父亲他们这一代人一生过得很值。”罗锦鳞说，“虽然很清贫，虽然默默无闻，但他做了很有价值的工作。”说起父亲生前的遗憾，罗锦鳞说，父亲一直想想把《伊利亚特》翻译出来，很遗憾的是只翻译了一部分。而他的最后一个心愿，就是要把荷马史诗搬到舞台上去。”罗锦鳞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