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日前在武汉大学老校长刘道玉召集的“《理想大学》专题研讨会”上语惊四座，他说，“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中国青年报》5月3日） 

钱理群教授的这段话说得直接，也让人动容。话语中所概述的诸如“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等等特质，到底是极个别人某个阶段的极端表现，还是相当一部分人常态化的集体群像？换言之，从什么时候开始，理想的大学，以及大学的理想开始离我们越来越远，终至于迷失了方向？值此国内大学纷纷举办校庆的年代，颇有反思的必要。

在我看来，所谓“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指的应该是这样一个群体，他们在目标追求上过于实用主义，在手段方法上缺乏底线意识，在表达方式上则可以使用自己并不相信的说辞。“精致”云云，不过是一种存在策略，一种纹饰，抑或是一种遮蔽其利己目的的保护色。在这样的人群里，很难找到那些与理想共生共存的真诚、热情、坚持等等品质。

这种人或许不是如今大学中的主体，却让实用主义侵蚀大学精神。一方面，此种“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在大学里颇受欢迎，很有市场，即便有些人表演得还不那么老到，但配合表演却是没有丝毫问题的。另一方面，时下大学的制度对此不仅很少抵制，某种程度上讲，还在默许，甚至是鼓励这种深入肌理的实用主义。

眼下正好有一个实例。5月1日，清华大学法学博士生王进文在微博上质疑：“山东省国土资源厅一把手正在清华大学法学院读博士，但从未见其上课。”随后，相关人士回应称，厅长读的是论文博士，第一年每月集中两天学习，之后专门做论文研究，不需要上课（《新京报》5月3日）。此言一出，网上一片喧哗，质疑声声。

其实，这一事件不过掀起学历泡沫的一角罢了。有资格派发文凭的大学与有意愿谋求学历的官员一拍即合，文凭只是合作的一个筹码。至于招生的门槛、学习的过程、乃至最后的产品，似乎并不是需要格外留意、格外坚持的事情，很难讲谁比谁更世俗、更缺乏底线。

若问大学的理想到底从何处迷失，至此或可多多少少有些明了。其一，大学的理想是在大量日常的损耗、细节的溃败、以及习焉不察的妥协中，一点点沦丧的。对此，大学自身当然负有责任。武大老校长刘道玉疾呼，“教育需要乌托邦”，这样的呼吁并非虚文。世人每每提及西南联大，而这所大学最值得珍视的价值，正是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坚守。

其二，大学的理想也并非完全是在大学里面迷失的，早在大学之前，即已经颇多折损，元气大伤了。这些年来，我们的教育从幼儿园、小学、中学一路走来，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市侩精神可谓如影随形，畅达无阻。孩子们在进入大学之前，已经千锤百炼，习惯世俗、习惯表演了。大学阶段不过是加速、加剧了这种表现而已。这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诗人刀尔登在《不读<左传>》一文中写道，“我们看《左传》里的平民，也沉着得很，仿佛他的生活，在许多方面都有些余裕，这不仅令人想到，春秋时虽有严重的压迫，方向却单一，并不是从四面八方挤过来，使人成为浑圆的国民。”大学里一旦充斥着“浑圆”的师生，则大学的理想、理想的大学又怎么可能凌空而来，引领着我们走向美好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