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里，中华民族不但创造出了辉煌的物质文明成果，而且创造出了灿烂的精神文明之花。这文明的载体，就是历经劫难而传承下来的经典文献。它们被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所传抄记诵、编辑印行，并整理研究和阐述发扬，从而在社会个体的心理和情意，以及民族群体的思想和文化等方面，深远地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促进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

“经”者，本义与“纬”相对，是指古代人工编织物上的纵线，后引申为被读书人历代尊奉的典范性著述；“典”者，标准也，法则也。用文字结撰的著述，只有经历了时间和空间上的洗礼，得到了一代又一代读书人接力式的认可，才能成为“经典”。经典著述，往往凝聚着前贤先哲思想文化的精华，是后来者读书求知、作文治学的重要依据，因而浩瀚国学以“经学”为源，琳琅四部以“经部”为尊，灿烂辞海中则有“引经据典”之语。

在中华文化史上，最早的经典，特指孔夫子晚年删订传世的五部儒家经典——《诗》、《书》、《礼》、《易》、《春秋》，故有“五经”之说。自汉武帝“独尊儒术”，确立“五经博士”之后，经学成为中华文化的思想学术正统，“五经”也就成为了国家意识形态层面上的基本经典。“玩习古义，修明经典。”（《三国志·魏志》）儒家经典的精义，乃是一个读书人入则修身养性，独善其身，出则议事参政，兼济天下的基本人文规范。隋、唐科举制度的推波助澜，使得“经学”的社会地位获得了进一步的强化。南宋时期，在大儒朱熹等人的倡导下，“经学”与时俱进地发展成为了“理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取得了与“五经”相等同的地位，从此“四书”与“五经”并称于世，深刻地影响了元、明、清三代读书人。直至清廷在近代“西学”浪潮冲击下，废止全国的科举考试制度，传统经学的神圣地位才一落千丈。

其实，早在明代万历年间，“西学东渐”的历史帷幕就曾悄然开启。随着欧洲耶稣会传教士到访我国，先进的西方科学技术一度深入吸引过中国士大夫们的好奇心和注意力。经过了数百年间中、西方的政治博弈和宗教风波，到十九世纪中叶，科技水平和新知识体系愈发先进了的西方人士再度进入中国，但运随时迁，在大清帝国的封建体制统治下，中国社会早已积弱积贫，远远落后于世界潮流。

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内忧外患的形势，国破家亡的现实，终于昭示了梁启超、康有为、谭嗣同等有识之士们，认清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政治幼稚病，觉悟了“落后就要挨打”的本质是在于社会制度的落后性。于是向社会发出了有关政治制度改革的强烈呼声，一个在政治、经济、文教、科技、军事等领域全方位地学习西方的思想浪潮从此掀起。    

尽管自“五经”而“四书”，自“经学”而“理学”，儒家文化及其经典著述完成了其历史的使命，但它们对于中国哲学、史学、文学、艺术乃至民俗心理的重大影响，并未随时磨灭；而且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兴起，它们对于凝结中华民族以思想、道德、文化、学术乃至政治为中心的“核心价值观”的卓越贡献，更在与时俱增。站在二十一世纪的时代坐标上，回望历史，展望未来，我们不难发现，以儒家经典为核心的中华文化，不仅是保持中华民族和谐发展的重要共识基础，是中华民族自尊自信地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思想底蕴，更是可持续性地走向现代化未来的不竭精神源泉。 

“花香何及书香远，美味怎比诗味长？”朱自清在《经典常谈》中曾精辟地指出：“在中等以上的教育里，经典训练应该是一个必要的项目。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钱穆也曾在《国史大纲》中告诫我们，一国国民不可“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而当有“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那么，就让我们从不断的诵读开始，温故而知新，通过对中华经典的温情沉浸和敬意培育，立志做一个出色的民族文化传人吧。

（编辑：黄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