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学习贯彻胡锦涛总书记5月23日关于《讲话》的重要指示和李长春同志重要讲话精神，5月28日，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的“纪念《讲话》发表70周年研讨会”在京召开。文化部党组书记、部长蔡武出席会议并作了题为《继承和弘扬〈讲话〉精神，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讲话。文化部党组成员、副部长、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王文章参加会议。
中宣部、文化部有关负责人，以及来自中国文联、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传媒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艺术研究院等单位的60余位专家、学者与会研讨。与会者围绕《讲话》的重要价值和地位、发表70年来党在不同历史时期领导文艺事业的成就和经验、《讲话》与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关系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本版选登部分发言摘要。
关于继承与借鉴
李准（中国文联原副主席）：一般地说继承，没人反对，但是怎么继承，具体问题上能不能继承，争议很大，现在也是个很大的难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这个问题的阐述从历史上所有思想家的阐述中迈出了革命性的一步。马克思继承和借鉴学说准确地说是批判继承学说。
毛泽东在继承和借鉴这个问题上有三条阐述。第一，要继承。毛泽东提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在《讲话》中，他明确要求文艺家，“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同时，毛泽东说，过去的文艺作品不是源而是流，是古人和外国人根据他们彼时彼地所得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出来的东西。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人类的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
第二是关于对待外国的、古代的文化遗产的继承标准，要符合人民群众进行革命建设的需要。《讲话》指出，“现阶段的中国新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真正人民大众的东西，现在一定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领导的东西，不可能属于人民大众。新文化中的新文学新艺术，自然也是这样。对于中国和外国过去时代所遗留下来的丰富的文学艺术遗产和优良的文学艺术传统，我们是要继承的，但是目的仍然是为了人民大众。对于过去时代的文艺形式，我们也并不拒绝利用，但这些旧形式到了我们手里，给了改造，加进了新内容，也就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了。”
第三，怎么运用。文化遗产既具有其“精华”的一面，也有其“糟粕”的一面。我们必须尊重历史的辩证发展，善于继承。怎样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毛泽东说，“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
毛泽东这三条阐述，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来推进。儒家很多东西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那么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到底是新儒家，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还是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理论？我看当然是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理论。这实际做起来不简单。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牵扯到普适伦理话题。对普适伦理，有人否认它的存在，有人认为全世界的普适伦理都一样。我的理解是同意普适伦理，就像承认有共同人性一样，有些道理从古到今，中国、外国都一样。但是，进一步说，普适伦理在实际生活的具体表现又是历史的具体的。我们的作品在世界得奖当然很好，但获戛纳奖等奖的作品中有几部能代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分析；它们能不能引领社会主义文化的前进，值得探讨。
当代的实践，为我们的理论探讨提供很多经验。国内外思潮的撞击，迫切呼唤理论界在马克思主义当代发展的关键问题上做出当代阐述。这样，理论号召力才能增强。
为基层服务
丁振海（《人民日报》海外版原总编辑）：我们要继续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我认为“为工农兵服务”是“经”而不是“权”，从现在的创作实际看，这几年的电影创作，描写工农兵的越来越少，而写帝王将相、穿越、打打杀杀的多。为人民群众、为人民大众，从立场、态度、感情上都与我们创作相关联。
现在有些情况则是“你给我拿个什么作品，奖励多少”。还有好多人有“申奥情结”。申奥不是申办奥运会，而是申请奥斯卡。现在这几年为什么有这些很大的变化呢？我们应当研究。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我想强调要为基层服务。
谈“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康式昭（文化部政策法规司原司长）：毛泽东同志向来主张“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讲话》中指出“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但是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
新时期以来，改革开放，打开国门，引进吸收，盛况空前。这的的确确是大好事，而且，成绩斐然。然而，其间有个态度问题：是引进、消化、扬弃、吸收、为我所用，还是生吞、硬搬、变味？上世纪90年代，文艺界引进了时髦的西方后现代文艺思潮解构主义，并风行一时，对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均影响甚烈。比如，一本同名的中篇小说《沙家浜》中地下党交通员阿庆嫂变成了荡妇。文艺界某些新潮文化人的悲哀在于：一味套用西方后现代文艺思潮解构主义，却从来没搞清解构主义的基本内涵和主旨，也不问其已逐渐衰落的走向和严酷现实，而只是记住了翻译过来的两个词：“解构”“颠覆”，便在颠覆美丑、是非、善恶、正义等方面大做其翻案文章，口气很大，既吓人又蒙人。
实践文化强国方略
于平（文化部文化科技司司长）：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同志和革命文艺工作者交换意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在去年召开的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强调要把广大知识分子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共同目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我们可以看到，从延安文艺座谈会到十七届六中全会我们党实现文化为人民的历史跨越，从《讲话》的建国文艺之声走向了《决定》的强国文化方略，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不仅提出了文化强国建设的总体要求，而且提出了到2020年文化改革发展的奋斗目标。我们注意到无论是总体要求还是奋斗目标，都体现出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体现出人民至上的原则。
在纪念《讲话》发表70周年的日子里，重温《讲话》精神，重温我们建国的文艺之声是重要的和必要的，但更为重要的是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实践我们文化强国的方略。文化为人民，需要大发展大繁荣，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体现到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各方面，形成统一指导思想；要创作生产更多无愧于历史时代和人民的优秀作品，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要发展现代传播体系，完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并满足人民群众文化需求，适时发展文化产业，扩大文化消费，在满足人民群众多样文化需求的同时吸引人民群众参与文化创作生产和服务，并及时改进民生；建设人民精神家园，提高人民文化素养，增强民族凝聚力，增强中华文化在世界上的感召力和影响力，展现我国人民文明、民主、开放、进步的形象；要广泛开展文化艺术教育，一方面是要培养为人民的文艺工作者，另一方面也是使人民群众更有效地参与文化创造。
《讲话》拥有最广大 最鲜明的人民性
陆贵山（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讲话》指出，革命文艺应当为大多数人民服务，即为工农兵服务，从而拥有最广大、最鲜明的人民性。《讲话》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指出了文艺只为少数人服务的局限性，旗帜鲜明地倡导文艺应当为大多数人服务，从而具有划时代的开创意义。
真理是具体的。只有把文艺与人民的关系放到所处的历史环境中，才能得到正确的科学的解释。当时，作为红色革命根据地的延安，开创了一个人民当家做主的新时代。人民不再处于一个被统治阶级奴役的地位，开始成为有地位的历史主体。《讲话》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主张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更加系统深刻地解决了大多数人民群众在文艺中的主体地位问题。《讲话》旗帜鲜明地反对统治阶级的文艺家把自己的阶级写成主人或神圣，而把人民写成奴才或暴徒，明确指出这是历史的颠倒。人民应当拥有与政治权利相适应的文艺权利，理应成为文艺的主人，主张把人民群众描写为历史的主人和历史发展的动力，实现了人民群众在文艺领域中的翻身和解放。
从全球视野看，当时尚未发现有任何一种文艺理论明确地提出文艺为大多数人服务的主张，即便是西方那些带有革命色彩的左翼的文艺理论，包括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多半都是通过文艺理论表现和抒发他们所心仪的不切实际的审美幻想和精神追求。这些人的文艺理论和文艺观念实际上是不可能完全彻底为大多数人服务的。
《讲话》提出“为群众”和 “如何为群众”这样两个密切联系着的基本问题，体现着宗旨和手段、目标和途径的辩证统一。无宗旨的手段和无目标的途径是盲目的，是没有意义的，而没有手段的宗旨和缺乏途径的目标是空洞的，是无法实现的。当时的历史使命和政治任务是赢得抗日战争胜利，实现民族解放。在国难深重和民族危机的历史条件下，文艺为人民服务，首先和必须为人民的政治服务，不为当时赢得抗日战争胜利这个历史使命服务，便谈不上为人民服务。这不仅是具有历史合理性的，而且是完全正确的。
“为什么人”和“如何为”
赵铁信（中国大众文学学会会长）：《讲话》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系统总结了“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文化运动、左翼文艺运动和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基本经验。深刻揭示了文学艺术的普遍规律和特殊规律，明确阐述了革命战争年代文艺的基本理论、基本纲领和方针政策。《讲话》产生在民族危亡之际和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年代，对于挽救民族危亡，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鼓舞全国人民的斗志，充分发挥文化队伍的积极性起到了巨大的指引和推动作用。《讲话》的伟大贡献、历史作用永远不可磨灭。七十年间，《讲话》哺育和引领一代又一代文艺家在革命征程上和社会主义道路上阔步前进。70年来，《讲话》一直在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光芒。《讲话》是产生在革命战争年代，不可能不受到历史时代的一些局限，但时至今日，其基本理论、基本思想、基本纲领、基本方向、基本原则并没有过时，仍然充满着强大无比的生命力和马克思主义的战斗作用，仍然是指引我国当代广大文艺家、文艺工作者前进方向的灯塔。
《讲话》系统而深刻阐述了文艺与人民、文艺与时代、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生活、歌颂与暴露、普及与提高等重要问题。但其最基本、最核心的问题还是文艺“为什么人”和“如何为”的问题。“为什么人”和“如何为”的问题仍是当今文艺界的一个重要问题。我们大多数的文艺家都自觉地、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重要问题。但是某些文艺家不是自觉地为人民服务，而是努力为人民币服务。此类问题严重背离《讲话》精神和我国的文艺方针政策。新时期的广大文艺家应当认真实践《讲话》精神，自觉地到改革开放火热的生活中去，到人民群众中去，努力做一个人民的文艺家。
《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的创作
刘烽（著名音乐家）：《讲话》发表距今已经70年了，今天读来仍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它不是谁心血来潮，不负责任地发了一通议论，而是毛泽东同志经过调查研究和认真思考之后所得出的结论。他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为武器，总结了“五四”以来我国新文化运动的历史经验，并指明了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文化艺术的发展方向与规律。它既是革命文艺的理论经典，也是党的建设的理论经典，是树立革命人生观的教科书。当时，它是被列入整风文献的。不单单是文艺界学习《讲话》，军事、政治、科技和所有干部都学习《讲话》。大家都从中学到了真理而受益匪浅。
最近，有人问我《山丹丹开花红艳艳》这首歌是怎样创作出来的？我说：没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不可能有这首歌的出现。正因为我们遵照《讲话》指引的方向，长期地、全身心地投入到人民群众火热的生活和斗争之中，向人民群众请教：学习他们的语言、领会他们的情感、揣摩他们的心理，站在他们的立场上，用他们最淳朴的语言（包括生动的音乐语言），恰如其分地描绘了这幅革命历史画卷，才使这首歌能够得到西北人民和全国人民的认可。
我是个文艺老兵，70年前，还是个十四五岁的孩子，当然没资格参加文艺座谈会。可是，我有幸听了毛主席在延安桥儿沟对鲁迅艺术文学院，还有部队艺术干部学校、边区艺术干部学校师生的讲话。毛泽东语重心长对鲁艺同学们说：只在自己这个小鲁艺学习是不够的，还要到大鲁艺去学习。大鲁艺就是工农兵群众的生活和斗争。广大的劳动群众，就是大鲁艺的老师。这显然讲的是广大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和态度问题。
新的历史时期，文艺发展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但《讲话》的基本原则与理论，依然是我们必须遵循的。
当代中国文化史 特别伟大的创造
卢燕娟（首都师范大学博士后）：在中国当代文化史上，《讲话》确实是发生了很深远的影响——开创了人民文艺这一传统。《讲话》完成了一个赋权，就是从来没有过的把文化权利赋给人民。《讲话》提出为工农兵服务。这里面就颠倒了我们长期以来所习惯的那种知识分子高高在上，大众是在下的，是被启蒙的。而是知识分子首先要学习工农兵，首先要进入工农兵的生活当中，学习他们的生活观、世界观，从此以后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不再是艺术舞台的中心。
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现代政党，以自己对中国现代历史的理解和把握，以自己的政治理想去重塑一代人的思想，这种思想既是重塑劳动人民的，也是重塑知识分子的。我觉得从《讲话》以后的教育，事实上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化和知识分子的劳动人民化的双向运动。从外部赋予人民文化权利的权力，从内部赋予人民可以掌握这种文化权利的权力，赋予他们意识到自己是社会和历史的主人，赋予他们可以以自己的努力去创造一个新世界这样的觉悟，这是《讲话》从服务人民、教育人民这两点上在当代中国文化史上特别伟大的创造。
继承和发扬延安文艺传统
徐非光（文艺评论家）：我是在《讲话》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的时候我13岁。我认为纪念《讲话》发表70周年应当把“延安整风运动”、《讲话》发表、“大生产运动”这三个大事联系起来考虑。
1947年的一天晚上演出了《白毛女》。当时看的过程当中，很多人都哭了，因为他们都是贫苦农民出身。演出完了的第二天，很多人就参加了解放战争。这从侧面表明了延安文艺座谈会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我认为没有延安文艺座谈会，就没有新中国的建立，没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所以继承和发扬延安文艺传统太重要了。
《讲话》赋予我文艺的生命
郑恩波（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讲话》赋予了我文艺的细胞，赋予了我文艺的生命。我最早接触《讲话》是在初中三年级的时候。后来我上大学的时候，一位讲《文艺学引论》的老师让我们阅读《讲话》辅助性材料，就是大家所熟悉的林默涵同志那篇专论《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旗帜》。林默涵不愧是一个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他从作家与生活、作家与革命的关系、文艺统战的政策、文艺评价的标准、普及和提高的关系几个方面做了全面论述。我由此加深了对《讲话》的理解和认识。
作为中国的文艺工作者能读到《讲话》这样一个非常经典性的著作，以之为我们的精神食粮，这是我们的一种幸福、骄傲。
延安音乐史研究的历史和现状
石一冰（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我谈谈延安音乐史研究的历史和现状。第一阶段就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17年，这一阶段我们对延安音乐的研究，整体处在一种热情赞扬的语境中。第二阶段是“文革”结束到20世纪末，这一时期随着延安时期音乐作品的复演和出版，延安音乐研究开始成为音乐界的理论研究热点之一。相关理论文章在数量上有一个比较大的增长，这一时期延安音乐研究者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延安音乐的亲历者，也有新中国成立之后成长起来的中青年学者。延安音乐研究整体上从热情赞扬转向冷静学术分析。第三阶段就是新世纪以来，延安音乐总体研究处在“延安文艺”的语境中。
延安音乐既是对“五四”新文化的继承、“左翼”音乐运动的发展、“苏区”音乐的继续，也是当代中国音乐发展的奠基礼和风向标。
延安音乐史的写作应当真实地呈现出来自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音乐、苏区音乐乃至国统区音乐是怎样在贫瘠闭塞的延安化合、升华，投入到伟大的民族解放的历史洪流中，显示出巨大的思想精神力量的历史过程。它应当不断回到具体的历史情境中，探讨延安音乐在延安文艺的地位，延安音乐在当时的影响，国统区和根据地（主要是延安）之间音乐交流的关系。它应当指出延安音乐对新中国成立后的音乐产生怎样巨大而深远的历史影响，等等。最近看的一些书中说，鲁艺还没有建立之前，部队的文艺工作还在沿用苏区的方式，在利用民歌、学唱民歌。鲁艺成立之后，各方面的教学逐步进入正轨，特别是在所谓“提高”阶段，主要用美声来教学。而《讲话》之后，无论是秧歌剧，还是《白毛女》，实际上是在逐步探索怎么样以工农兵群众能接受的唱法基础之上融合一点西洋的东西进去。这是我正在研究的。
对当代的理论建设 和文化建设的意义
熊元义（《文艺报》理论部主任）：《讲话》对我们当代的理论建设和文化建设有着重要指导意义。第一，毛泽东发表《讲话》时虽然是在延安窑洞里，在那么贫苦落后和穷困的地方，但是他的眼界是世界格局的。他是把中国革命放在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把世界革命放在整个人类文明发展的这个格局中去思考的。第二，毛泽东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启蒙运动进行了深入的科学总结。第三，毛泽东论文艺既有文艺方针政策的指导，又有具体的文艺家和作品的分析，他的文艺思想和领导艺术很值得我们学习和总结的。
延安时代秧歌剧
刘欣欣（作曲家、中国延安鲁艺校友会成员）：1943年，掀起了热火朝天的秧歌剧运动。这一活动成了新文艺运动有力的一翼，又推动了整个新文艺运动的更加发展。据不完全统计，从1943年农历春节至1944年上半年，一年多的时间就创作演出了300多个秧歌剧，观众达800万人次。这些作品广泛真实地反映了边区（陕甘宁边区）内外的社会生活；千百年来首次将一大批工农兵作为主角搬上舞台；运用了人民喜闻乐见的大众艺术范式；开创了与新内容相谐和的新艺术形式。比如剧情浅显、直白、朴素、率真。其中大量作品在当时和其后的演出效果都超越了作者的初衷，更成就了中国新文艺中的新戏剧的经典，长期为国人所喜爱和津津乐道。著名作品有：《兄妹开荒》、《夫妻识字》、《十二把镰刀》、《货郎担》等。唱腔音乐直接采用了陕西和陕北的诸多民间音乐和民间戏曲的唱腔，如民歌、眉户、道情等。令观众耳熟能详，随口就能跟唱，新唱词的内容在不知不觉中，已进入了观众的脑海和心灵中。著名作品有：《十二把镰刀》、《兄妹开荒》、《减租会》等。现在回望延安的秧歌剧，用现代的学术眼光和严苛的评论标准，肯定可以在方方面面找出多多少少的缺陷和不足。例如：秧歌剧题材的多样化；形象的模板化；语言的原生态化；合唱的简易化；观众群体的有限化；演出形式的简单化等。但是这一切都不能掩饰住延安秧歌剧曾经创造的辉煌的光泽，和曾经在亿万人民心中留下的音乐戏剧艺术的美好印记。
（编辑：黄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