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中国儒学史》座谈会综述

九卷本《中国儒学史》，汤一介、李中华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 

九卷本《中国儒学史》专家座谈会近日在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会议室召开。来自数家国内儒学研究机构的十余名学者对这套书的学术价值及相关学术问题进行了讨论。九卷本《中国儒学史》是2003年教育部批准的“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重大攻关项目的子项目，由北京大学汤一介教授、李中华教授主编，于2011年6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中国儒学史研究的最新成果。

中国学术史上的大工程

《中国儒学史》全书约500万字，以历史发展为基本线索，上自先秦，下迄中国现代，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儒学发生、发展及其演变的历史过程，并以此为背景，由儒学延伸至经学，分别阐述了儒学与经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及其思想。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李存山认为，一部多卷本的《中国儒学史》对我们整体、宏观、历史、全面地认识和研究中国儒学和中国文化都具有重要意义。这句话代表了全体与会学者的心声。他们从不同角度和方面给予这套书很高的评价。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杨庆中认为，儒学内涵非常丰富，包括典章制度、思想文化、哲学形而上学等很多层面，研究起来，具有相当的复杂性。九卷本《中国儒学史》这套书比较自觉地以哲学史的发展为侧重点，比较关注对儒学基本概念、范畴、命题的讨论和研究，具有较深厚的理论思考和丰富的思想内容，从而使这套书特点明显，又不同于哲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干春松认为，汤一介先生在《总序》中提到要从道统、学统、正统这三个角度去研究儒学的历史，因此，作品中可以看到对以往仅仅从哲学史的角度研究儒学史的一些突破。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教授张广保指出这套九卷本《中国儒学史》的特点是“体大思精”，是一部贯通的、成体系的书，从规模看，目前没有超过这套书的儒学史。

在研究方法上，采用文献分析、理论分析和经典诠释三者相结合的方法，并注重新史料的采用。杨庆中认为，注意运用出土新材料，反映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成果，积极回应学界的看法，是保证这套书有很好质量的前提。同时，研究范式亦有所创新，尤其重视儒学个案研究及历史贯通、儒学与经学的结合研究。既关注经学而不受制于经学，弥补了以前思想史著作的薄弱环节。在以往的思想史研究著作中，唐代多谈佛教，魏晋多谈玄学，清代多谈乾嘉，九卷本《中国儒学史》基本上立足于儒学的视角，探讨儒学自身的发展规律和对儒家学者个案的微观剖析。他谈到：“把以前人们对儒学史上研究相对比较薄弱的地方，透过九卷本《中国儒学史》给挖掘梳理出来了。”

民族复兴需要儒学

现代文明与传统文化存在传承与接续的关系，研究儒学史对中华文化的复兴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汤一介先生认为：“当前中华民族正处在伟大的民族复兴的历史新时期，而民族复兴必须有民族文化的复兴相配合，民族的复兴才有精神的力量。如果没有一个文化复兴的支撑，那他就缺乏这个精神力量。从2000多年的历史来看，儒家思想一直是处于中华文化的主流地位，因此，研究儒学的历史，对了解中国社会有重要意义。”

陈战国认为，正如汤一介先生在《中国儒学史》总序所强调的儒学必须是“反本开新”的儒学。反本就是寻找儒学中具有永久性、普遍性的价值，并把它发扬出来；开新就是服务于现代。并指出汤一介先生提出的从民本引出民主、从宽容精神引出自由、从责任意识引出人权意识的观点，让人很受启发。他还说，先秦卷材料收进了原来没有的竹简与帛书，增加了孔子之后的七十子，后面又加了诗论等，比较系统和完整，并且讨论得很深刻，就像《中庸》说的“致广大而尽精微”，整套书都做到了。“致广大”，写进了很多原来没有的东西，以前没有这么系统地研究儒学的儒学史。“尽精微”，很多章节写得确实很精辟、独到、深刻，将会在学术界产生重要的影响。

干春松认为，近代以来，制度化的儒家解体，儒学被视为“封建糟粕”而呈现花果飘零的境况。进入21世纪以来，人们重新认识到儒家文化对于国家认同、道德重建甚至人类未来发展的重要意义。中国在文明发展中走了一条独特的道路。儒学在历史的发展中，曾受到佛教的挑战，但经过魏晋南北朝至唐代近七百年的历史发展中，儒释道实现了全面的会通和融合，使儒学出现了复兴的局面。宋代的思想家、哲学家尝试回归儒学的经典。现在我们遇到更大的挑战是“西学”。如何实现中、西、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会通与融合，将是中国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一项文化重任。

李存山认为：儒家学说的发展一直是有相因继承、损益发展的。相因继承的是“常道”，既适合于先秦及秦以后，也适合于我们现代。从祖述尧舜开始，崇尚道德、以民为本、仁爱精神、忠恕之道、和谐社会等都是贯通的，我们今天也仍然需要继承和发扬。他指出，真正的儒学的复兴、真正的中华民族的复兴还要靠大陆学术界对儒学的认识。参加座谈会的学者也一致认为，九卷本《中国儒学史》在推进民族文化复兴方面开了一个好头。

传统儒学与其他文明应具有相融性

传统儒学面临与马克思主义相融合对接的问题。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钱逊认为，儒学本身的发展，包括宋明理学的出现，儒学与其他文化思潮的关系，以及儒学如何适应时代的发展等问题都需要研究。有人认为儒学与马克思主义是不相融的，没办法结合和互相吸取，要儒学就不能要马克思主义，要传统就不能要现代，这是很大的问题。儒学作为统治的思想体系还是作为文化的代表？儒学怎么处理与西方文化的关系？这些问题可以在九卷本《中国儒学史》中得到很多启发。汤一介先生在《中国儒学史》总序中也一再强调：儒学是在不断吸收其他文化的历史过程中发展过来的。历史上我们成功地吸收了印度佛教文化就是一例。今天我们遇到的是西方文化的问题，如何吸收西方文化并使其中国化，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营养的部分，这是需要继续考虑的问题。干春松认为，九卷本《中国儒学史》对儒学的价值具有重新估定的意义。儒家文化的复兴，重新整理儒家经典，深入开展儒家学术研究显得尤其重要。

据汤一介先生介绍，《儒藏》精华编将于2015年完成。在儒家文献的编纂过程中，还要加强对儒学思想的研究，这是民族复兴的时代主题所赋予的历史重任。九卷本《中国儒学史》的出版，只是对儒学研究的第一步。还要在此基础上，着手研究“中国经学史”和“儒释道三教关系史”等学术课题。

（编辑：黄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