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教师为中心的学校中，学校和教师决定教什么、谁来教、怎么教，以及在哪里教和什么时候教。但是在“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机构中，学习者的需求却是教育者要考虑的首要问题。在“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育中，学习者应该对教育目标和教学过程拥有一定的控制权，他们应该拥有更多的选择，他们有权决定学习的内容、方法、时间、地点以及和谁学习。然而，在应试教育的体制下，“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育很难真正实现。

社会评价学校教学质量的高低的指标就是升学率，升学率决定了校长的升迁，升学率决定教师的业绩和待遇。在高考体制的约束下，学校和教师不可能考虑学生的意愿和需求，不可能照顾学生的个性，也不可能采取更人道的教育方法。作为选拔性考试，高考着重的是大比例的淘汰，学生必须接受超负荷的严格程式化的训练，才可能胜出。尽管近年来我国实现了由精英高等教育体系向大众高等教育体系的转型，但是人们对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追逐使高考残酷性较之以往有过之而无不及。那些着重培养学生个性、关注学生身心平衡发展的素质教育，因无法通过高考这条独木桥的考验而败下阵来。学生家长为了孩子有一个“美好”的未来，积极配合学校进行应试教育，甚至学生心中也清楚，如果高考失败，未来前景暗淡。正是在这巨大的社会和心理压力下，学生过早失去了梦想、失去了活力，未老先衰！学校、教师、家长、学生都被圈入了高考的牢笼，整个教育被应试教育所绑架。

应试教育最大的问题是眼中无人。它漠视人的心灵、人的感情、人的精神。应试教育使学校及家长的行为发生扭曲，把一些违背学生意愿的非人道的做法强加在学生身上。学校和家长常常把自己的偏好和愿望强加在学生的头上。学校和家长很少反思，我们是否理解孩子的生活世界，我们竭力所做的一切真是孩子们所需要的吗？青少年时期是一个人生命的起始阶段，也是人的个性、思维、德性、想象力、创造力形成的关键时期，他们富有理想、喜欢做梦，他们不想成为程式化的“机器”，不想做应试教育的工具。正如一个学者所言，“一个人的一生所走过的精神历程就像一年四季一样，是不能颠倒过来的。春天是一个梦幻，他必须沉湎在梦幻里，尽管春天会过去。而我们现在颠倒了，让孩子过早地感受冬天的肃杀。所以我不赞成给孩子灌输太多的实际的东西，而应该鼓励他去梦想、空想。”遗憾的是，我们的教育模式长久以来脱离学生的实际，偏离了“让生命怒放”的教育真谛，而把学生作为实现功利目的的工具。在这种工具化、高压化的教育模式下，学生对知识极度反感，许多学生以烧书的方式发泄不满。

任何教育都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向内的，一是向外的。向内的教育重在提升人的精神境界，提高人的格调、品性，为人的生存提供意义和价值源头。向外的教育旨在培养人的谋生技能，满足人的功利需求，为未来的生活做准备。两个方面相辅相成，构成一种完满的教育。只重视向内的教育而忽视向外的教育，只能培养出“素质很高的废物”，难免遭受“平时静坐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的讥讽。相反，只重视向外的教育而忽视向内的教育，则是钱理群先生所谓“被拦腰砍断的教育，是片面的、残缺的，丧失终极目标的教育”。蔡元培先生也曾经把教育分为“现象世界”的教育和“实体世界”的教育。他认为现象世界的教育就是服务于眼前现实利益的教育。而人并不仅仅是为了追求眼前的物质利益而活着，人还有一种超越于现象世界的追求，一种形而上的精神的追求。这就需要一种培养学生终极关怀、培养人的信仰和信念的教育，这种教育就是“实体世界”的教育。这种说法与向内教育和向外教育的划分是一致的。应试教育是一种极端的向外教育，它掏空了教育的核心：人与精神。在这种教育下，人的独立精神、批判精神和创造力、想象力受到普遍的压抑，培养了一大批有技术、没思想，有知识、没文化的人，这也是“钱学森之问”的教育根源和制度根源。

应试教育只是一种教育现象，任何现象背后都有其制度根源。应试教育的制度根源是教育的集权化和行政化。教育的集权化和行政化否定教育的多样性和个性，导致学校教育的趋同性，千校一面。教育的集权化和行政化压抑了教师教学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导致教学内容陈旧过时、教学方法呆板。教育的集权化和行政化扼杀了学生的个性和创造力，培养的学生缺乏灵气、缺乏悟性。唯有推进教育“去行政化”改革，才能找回失落的教育基本价值。我们应该继续高举改革开放的大旗，全面推进教育体制的深层次变革，以培养独立、自由、具有批判精神和创造力的新一代。

（编辑：黄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