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从内地与台、港电影的关系来看，中国电影106年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一、1905年至1949年，分治而有交流的时期；二、1949年至1978年，分治而基本隔绝的时期；三、1978年至2011年，由交流、合作走向融合的时期。

内地是中国电影发展的母体

上海作为中国电影发祥地，其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现实主义创作潮流及其《渔光曲》、《神女》、《马路天使》、《十字街头》、《万家灯火》、《一江春水向东流》等经典作品对以后“两岸三地”电影的发展都发生了十分深刻的、根本性的影响。1949年以后“十七年”的内地电影被称为“新中国电影”，主要受苏联电影创作思潮影响，强调表现新生活、新人物，强调艺术真实性和革命理想性的统一。

“十七年”间，新中国电影在塑造工农兵新人形象和实现电影的大众化、民族化等许多方面取得骄人成绩。但作为创作主流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存在着真实性的客观性和理想主义的主观性的矛盾，因此“十七年”来的电影创作始终发生着现实主义与各种非现实主义（教条主义，公式化、概念化倾向，政治功利主义等）的矛盾和斗争，新中国电影史上的两次艺术创新高潮及其一批优秀作品的产生，都是现实主义对于非现实主义、反现实主义的胜利。

香港虽被称为弹丸之地，电影产量却超过其母体中国内地，人称“东方好莱坞”，成为世界电影史上的一个奇迹。香港电影长期沿着“商业化、娱乐化、类型化、明星制”的道路发展，积累了有关商业电影制作的丰富经验。当然，商业化也带来艺术创作某些方面的粗糙和低俗化倾向，但同时也创造了艺术类型的丰富性。从李小龙到成龙，香港功夫片使中国电影走向了世界，使“中国功夫片”立于了世界影坛。

台湾电影较之内地和香港电影发展较晚。台湾电影的崛起在上世纪60年代，“健康写实”路线恢复了中国电影的现实主义传统，李行、李翰祥、白景瑞、胡金铨“四大导演”的作品标志着台湾电影的第一个黄金时代。台湾电影的发展轨迹介于内地与香港之间，既有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影响（甚至比内地电影保留了更多的传统文化气息），又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

两岸三地电影显示出共通的价值取向

对于中国内地、香港、台湾电影的比较研究是一件十分有趣而有意义的事情。在两岸三地，我们经常会从对方身上发现一些既陌生又熟悉的东西。例如上世纪60年代台湾电影界提出的“健康写实”路线，与当时在内地占主流地位的“革命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二者并没有“交流”，但在文化背景上实有“异曲同工”之妙。对中国内地、香港、台湾电影的比较研究，会告诉我们两点：第一，“海峡两岸三地”电影，具有共同的中华文化渊源和基础，都是中国电影的一部分；第二，“海峡两岸三地”电影，在不同的政治文化下创造了各自的成绩和不同的经验，这些成绩和经验具有互补的意义。

两岸电影界的学术交流始于1988年。此后，电影艺术家们开启了两岸电影界的“双向”交流：一年一度的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一年一度的上海国际电影节、一年一度的中国长春电影节、曾经两度举办的珠海“海峡两岸暨香港电影节”，曾经十次举行的“两岸三地导演研讨会”，还有一年一度的香港电影“金像奖”、一年一度的台湾电影“金马奖”，都成为两岸三地电影界互相展映观摩影片、共同切磋探讨中国电影发展，以及同行友好相聚的节日。李行、谢晋、吴思远等分别成为两岸三地电影交流的带头人物。在内地，台港电影研究成为一门新兴而热门的电影学科进入大学课堂，一批内地电影学者率先写出《早期香港电影史》、《香港电影史》、《台湾电影史话》、《当代台湾电影》等大部头研究专著，由程季华、李行、吴思远主编的《中国电影图史》开启了“编写一本完整的中国电影史”的先河。

合作拍片与学术交流是同步进行的，是近30年来两岸三地电影交流的重要特点。内地与香港合拍电影开始于1982年的《少林寺》、《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其后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90年代初期，多次出现海峡两岸三地合拍电影的高潮，合拍片产量每年可达30～50部，此一时期在国际各大电影节获奖的《霸王别姬》、《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菊豆》、《卧虎藏龙》等几乎全是内地与台、港合拍电影。特别是2003年《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简称CEPA）签署以后，内地电影市场向香港开放，内地与香港合拍片数量突飞猛进，达到每年30多部。自2004年以后内地电影市场国产电影票房总数超过进口大片，起关键作用的正是内地与香港合拍影片。内地香港合拍片不但一再成为年度最卖座影片，而且连年在年度10大卖座影片中占据8个以上席位。无论在内地还是香港，两地合拍电影目前都已成为电影事业的重要支撑和市场的主导力量。

华语大片是资源整合的成果

令人欣喜的是，经过自上世纪80年代至今30多年来两岸三地电影界的交流、合作和整合，两岸三地已经开始出现一批融合三地电影资源的“华语大片”，从2001年的《英雄》开始，到近几年拍摄的《梅兰芳》、《风声》、《建国大业》、《叶问》、《唐山大地震》、《十月围城》、《孔子》、《花木兰》、《风声》、《让子弹飞》等等。这些“华语大片”多数是两岸三地合拍片，特别是内地与香港的合拍片，有的虽然并不以“合拍片”名义拍摄，实际上也是融合了内地、香港、台湾的资金、技术、人才、经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这批“华语大片”的特点，一是在资金上大投入，一般都在数千万人民币以上，有的高达数亿，而且一般采取包括两岸三地在内的国际融资方式；二是在人才上，编导演、摄录美、服化道等主创力量，往往汇集起海峡两岸三地演艺界比较顶级的人才；三是在题材上，多数选择中华民族的历史、传说，注意加入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中国功夫等元素；四是在美学观念上，试图综合内地和香港的经验，如内地的文化反思、香港的商业理念等；五是在技术上，站在世界电影前沿，大量运用高科技、电脑特技制作，以制造视听奇观；六是在市场上，以海峡两岸三地为共同市场，在内地创造出票房奇迹，并且进军国外市场。

尽管以上影片取得的成绩大小不一，人们对影片的评价也褒贬有别，其中有的影片还受到来自观众或评论界的尖锐批评，但这些“华语大片”创造了一种新的电影形态，显示了近30年来中国海峡两岸三地电影人从交流、合作到融合的成果，标志着两岸三地电影在创作上的“统一”已经开始实现。

（本文作者系中国台港电影研究会会长）

编辑：黄先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