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情于纪录片的观众正在纪录堂专注地观看纪录片

院内，半平方米见方的布告板上一圈红光簇拥着两行字——纪录堂今日放映《英国小说家们的自述——废墟之中》。十米开外的大厅里，分坐两侧的21个人齐刷刷地盯着正前方投影布上的黑白片，他们正沉浸在每周一次的观赏纪录片的时刻中。

这里是位于北三环联想桥附近的一座工厂大院，它有个正式称号“叁号会所”。而每周二的晚间，它又成了“纪录堂”，因为此时一些纪录片爱好者会从京城各地聚集到这里来观看纪录片，然后品头论足。

前晚，是“纪录堂”总第230期。负责推荐每周播出片子的“放映委员会”成员丁瑞告诉记者：“影片所呈现的，是英国小说的辉煌年代，我希望大家结合别国情形，谈谈本国的文学现状。”

北京有个“纪录堂”

央视原创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似乎正发酵出“启蒙”的意味。尽管首轮播出已过去月余，关于它的话题依然屡屡见诸报端。“从向公众普及纪录片的层面讲，它的确成功了。”著名纪录片学者张同道说。

多年来一直“蜗居”偏僻陋室的纪录片终于要走出小众圈子，被大众接受并喜欢上了吗？在国内文艺青年聚集地豆瓣网上，有多达百余个纪录片兴趣小组。它们中最早的成立于2005年，人数最多的已超过万人。除了论坛发帖，每周定期放映纪录片的“纪录堂”显然是最特别的一个，尽管它的参与人数并不是最多的。

令发起人李宏科引为自豪的是，2009年，央视筹建纪录频道时还专门派人到这里“取经”。“无论从专门播映纪录片的时间长度，还是播出纪录片的数量，以及和国内纪录片人接近的程度，我们都够格称为‘元老’。”35岁的他如今从事建筑设计工作，2006年，他和几个哥们儿租地成立了这个名为“叁号会所”的文化活动场所。以“放映世界，讨论生活”相标榜的纪录堂便是其中一个固定项目。在过去6年里，除春节外，每周二晚7时30分准时放映一部纪录片是雷打不动的规矩。

“我们并没有因为《舌尖上的中国》名声鹊起，你是第一家关注到我们的媒体。而且，我并不期待那种被外力主导的忽上忽下的所谓知名度。”李宏科告诉记者，多的时候能来五六十号人，少的时候只来一个人的情形也出现过。而且，这些年情形大抵相似。他介绍说，到这里来的观众更替很频繁，最久也就能坚持一年。“其实我们更欢迎这样，有人从这里获得后离开了，又有新的群体进来，这个群体才会越来越大。”他将这里形容为纪录片爱好者的“世外桃源”——纪录片遇冷也好，受捧也罢，这里几乎是恒温的。

吕晓科算是闯进纪录堂的新人。他因《舌尖上的中国》而重新关注国产纪录片。10年前，念大学期间，他曾利用一个暑期租碟看完了50多部纪录片，后来有很多年再未接触过，原因是“好片子太少了。”李宏科介绍说，到纪录堂看片的人，年龄集中在25岁至40岁之间。除非遇到偏政治、战争、历史题材，观者的性别比例基本持平，职业分布也并不很集中。他认为，“有纪录堂的观众在，有更多在各个角落单人单机观看纪录片的人在，纪录片就不能被称为‘冷门’。”在一家文化公司任职的傅涵不仅自己每周到纪录堂看片，还总相邀几位外国友人一同前来。

看到了生活的多种可能

张同道将纪录片比作生活中的“盐”。他认为，纪录片是每个人生活中的必需品。“只不过每个人开始关注的起点不同罢了。”在他看来，纪录片与故事片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前者诉诸理性，“它提醒你关注自己所处的生存状态，而不是坐在那里看热闹。”

李宏科更能切身感受到纪录片爱好者的这种需要。他介绍说，起初纪录堂实行的是会员制，相对封闭，后来要求入会的人越来越多，于是索性对外开放。

这里放映影片的流程很民主。每期放映影片由专门成立的“放映委员会”每月推荐一次，共4部。为了更广泛地与观者加强交流，纪录堂设立了自己的飞信号，不定期向“堂友”发布将要放映影片的内容，也接收“堂友”发来的推荐影片的线索。“他们可以参与投票选定片子，也能自荐担任影评会上的主持人。”丁瑞说，前一阵有位热心观众义务做了近半年主持人，让他这个专职干活的人都被“冷落”得连开场白都说不利索了。

记者了解到，在纪录堂观影的人最低消费为15元，可以点一杯特价饮品，免收门票。而这个院子每天的租金为1100元。“场租涨了好几回了，15元还是几年前的价码。”坦言“必然亏本”的李宏科表示，再贵也不会提价，“当初建这个场所就没指望挣钱，再说，不少人都是老熟人了。”为此，他们也承办诸如生日派对、留学讲座之类的商业活动。他告诉记者，过些年这里可能要建科技园，迁走是不可改变的事实，但他肯定会在京城某个地方把纪录堂重新搭建起来。

李宏科用“精神上瘾”来形容纪录堂成员喜欢在这里聚集的缘由。而这种“上瘾”最集中体现在看片后的影评会环节。在他看来，放映片子只占活动的30%，讨论占到70%。事实上，影评时间往往是看片时间的一到两倍。身为影评会固定主持人的丁瑞说，尽管放映的绝大部分都是国外片子，但他会有意识引导大家与国内情形结合起来进行分析、讨论。

25岁的丁瑞两年前从河南农村只身来到北京，一年前成为纪录堂两位专职职员之一，负责安排每周放映的片子。“相比于电影，我更偏好纪录片。那种内心的震撼如同谈恋爱一般，心里真有一只乱撞的小鹿。”在他看来，日本NHK制作的纪录片《麦客》就和他们村的麦收场景一样。他说，自己最喜欢看记录社会现实的片子，尤其是那些他尚不知晓的生活。“你可以更多了解自己正在或即将生活的环境，从中了解别人是如何处理各种矛盾的，自己是否有可能比他处理得更好。”吕晓科也很感慨：“一个人一生能走多少路？可纪录片提供了多种新的可能。”

偏好国外片缘于国产片不足

从未加入过任何兴趣小组却一直“暗恋”纪录片的周单丹，最喜欢人文历史类题材，因为它让她感觉很踏实，变得淡定而不是亢奋。她直言，自己更喜欢看国外纪录片，理由有二：一方面，人家无论内容还是画面质量都高出一筹；另一方面，自家不仅内容不精，拍摄技术也差一大截。“有时候你感觉国产纪录片只说半截话，余下一句没说出来，算是‘你懂的’，如果讲得不透彻，还不如不看。”她拿自己看过的一部由美国人拍摄的关于“医疗事故”的纪录片为例，里面除了讲述美国本土的情况外，还延伸到欧洲、亚洲的一些国家。“一部片子能让你对所关切的领域‘一览无余’。”

在她看来，国内一些现实题材片子太过沉重，不是欲言又止就是色彩偏暗。“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这种状况，但暂时没法改变，除了无奈，你看完后会觉得很泄气。”她认为，从传播效果上讲，这种片子只是在发出创作者个人的声音，很难引起共鸣。而一些远离现实的科普类片子，旁白又让她觉得很“说教”。“你会觉得国外的片子是在谈自己的私人感受，拍摄者是沉浸其中的；而国内不少片子给你感觉他只是在远远观望。”作为一名资深食客，她认为，《舌尖上的中国》给她最大的影响是重建了她的食谱。

从纪录堂这些年选片的变化也能看出国内外纪录片的现状。据了解，最初两年，他们是以放映国产纪录片为主的，不少导演甚至主动找到他们要求放映自己的片子，并且现场与观众进行交流。“前后来了不下40位吧，感觉把国内熟悉的纪录片导演请了个遍。”李宏科说，自己很怀念那段时光——导演很纯粹，只是希望与人分享自己对周遭世界的一点认识；观众很纯粹，因为认同纪录堂的做法而甘愿分担这里的每一项杂务。

后来，导演越来越难请了，“他们希望片子能获得正常的商业回报，但在这里显然是不可能的。”国内不少纪录片导演更愿意一对一为国外制作、播出机构拍有关中国的片子。而更为年轻的观众与李宏科也有了代沟：“他们会问我为何守着这么好的资源不搞大规模商业化运作？”

事实上，随着国内网速不断提高，获取国外影片资源越来越便捷，丁瑞如今早已能熟练地在比较各大艺术影片网站的资源后，“荡”下“矛盾最集中”的片子。《英国小说家们的自述——废墟之中》便是最近一周评分很不错的一部，“片子共分三部，我将它们分散在三个月里推出，堆在一块儿就会因单调引不起大家的兴趣了。”

专家视点

筹建纪录片影院或许不是关键

张同道将纪录片的特质概括为“跨时空”、“跨文化”：“不同于电视剧中布满复杂的文化符号，纪录片是尽可能简化符号化的文化系统，抽离成人性的故事。”在他看来，这一影视形式本应获得更广泛群体的认可，国外的成功经验也证实这是一个可以大众化的行业。

缘何国内纪录片市场始终走不出“小众”泥淖呢？有不少业内人士认为，不是观众不看，而是由于播出平台匮乏，导致纪录片与观众之间完全脱节。但市场效果真是受到播出平台的制约吗？张同道研究小组今年3月底发布的最新版“中国纪录片蓝皮书”显示，2011年国内影院放映纪录片26部，总共不到3000万元票房，其中超过2700万元进了法国纪录片《海洋》的腰包，近10部国产纪录片仅收获数百元。从票房数据来看，国产纪录片毫无吸引力。

央视纪录频道总监刘文也坦言，他所在的频道除了继续发挥播出平台的属性外，今后还将更多发挥内容供应商的第二属性。前不久，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厂长高峰透露，该厂正在筹建国内首家纪录片电影院。不过，张同道认为，除此之外，政府还应该通过文化基金等形式给予有品质的纪录片具体扶持，“由于其特殊性，拍摄前能获取私人或企业赞助的纪录片比例很小，由于其盈利效益远远低于商业大片，也导致它很难快速成长。但事实上，它又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对外传播途径，是以叙事手段建构中国国家形象的重要方式之一。”

编辑：黄先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