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艺戏剧博物馆演员墙。李继辉摄

汉代铜质翻盖油灯。

每年都有许多中外电影爱好者来电影传奇博物馆参观。

7月9日，中国国家博物馆迎来建馆100周年。民国元年，民国政府教育部作出决定，设立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这体现了一种保存本民族历史记忆的自觉。

一百年后，这种自觉仍然只是少数先觉者的一种追求。他们以一己之力，将蕴藏在日常生活物品中的民族历史记忆一点一滴地收集起来，加以珍藏，为民族历史的书写贡献了许多珍贵的细节。

然而，遗憾总是有的，很多东西，由于人为或自然的原因，仍被湮灭在历史的尘埃中。

质感的历史需要实物体现

适逢60周年院庆，北京人艺正在紧张排演年度大戏《甲子园》。与楼下热闹的排练场景不同，四楼的戏剧博物馆显得相当安静。这里每天都能保持有二三十位参观者，他们从一件件展品中看到了一座剧院成长的历史。

一位参观者在留言簿上写道：“不曾想，那时的演员、导演竟然还坚持写心得，即使纸糊的道具也能泛出金属光泽。那是一个上心、尽责的年代！”据藏品部主任冯丽萍介绍，目前，馆内共展出700余幅照片、600多件实物、数百篇代表性文稿和400多件辅助性展品，涉及大约50台优秀剧目。展品中，不仅包括1952年6月12日北京市政府任命曹禺为院长的任命书和编号为00001的工作证，还有经典剧目《茶馆》、《李白》等多个版本的剧照，以及舒绣文在舞台上使用过的打字机。

北京人艺是一个具有历史自觉的剧院，他们在创造历史的同时，细心保存了自身的历史记忆。他们对文献的保存恰恰是从建院那一刻开始的，焦菊隐、英若诚制定了最初的规则和条例。戏剧博物馆馆长刘章春说：“每个戏演出结束，如果不及时收集，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就会丢失；而且，随着老艺术家不断离世，记录着前辈创作历程的文献资料和物件器具也会散佚，那些凝聚了数代人智慧的优秀剧目、导演手记和道具布景工艺就有失传的危险。”他们的任务之一，就是及时收集这些文献资料和物件器具，并且动员剧院员工踊跃捐出自己保存的与剧院相关的物件，曹禺先生家人就把老人的工作室原样移植过来，交给了博物馆。在建院60周年纪念活动中，甚至有日本朋友捐出了十分珍贵的上世纪三十年代曹禺剧作的日译本。

当然也有遗憾。读曹禺回忆录，其中写道，北京人艺建院之初第一次排《雷雨》时，饰演周萍的苏民曾画过一把扇子，上面抄写了一首宋词，曹禺认为，其意境非常符合他对繁漪性格的理解。多年后人们再找这把扇子，却已经不知所终，虽然有人建议请苏民再画一把，但其中保存的历史记忆又怎能和原件相比？

这样的遗憾可谓比比皆是。近年来崔永元所做努力，无非是想凭借一己之力，减少一些这样的遗憾。他在怀柔创建电影传奇博物馆，是从两个方面着手，为中国电影收藏记忆，一方面是物质的，如老式摄像机、某位导演坐过的椅子等；另一方面是非物质的，即众多的口述历史资料。“往宏大了讲，是不想让这个民族失去自己的记忆；其实，主要还是我喜好收集这些玩意儿，有了它们，没有什么再让我焦虑的了。”不过，他也坦言，每每最大的遗憾就是“跑不赢时间”，等不起、拖不得，否则，一段历史就会永久溜走了。所以，每到一地，他总喜欢往旧货市场跑，“现在学聪明了，看好的东西让司机去买，否则，别人会趁机抬价。”

对历史记忆保持一份尊重

有这样一个故事：写过多种当代文化名人传记的作家李辉，有一天在潘家园旧货市场看到一麻袋档案资料，其中一份杜高的档案是比较完整的，几乎详尽地记载了这个当年因胡风案而入狱的青年评论家20余年的改造史。现在，它却被人抛到了这家旧货市场的地摊儿上。李辉见此，如获至宝，立即花1000元将其买下，并将其中杜高的档案奉还给杜高本人。对于珍视历史记忆的人来说，这简直就是一次奇遇。后来，杜高就根据这些材料，写作了自己的回忆录《又见昨天》。

这是一个极特殊的例子，说明了我们应该对人的生命记忆持有怎样的态度。而作为电影圈外人的小崔，则需要对随时可能冒出来的，且拥有较高文化价值的物品保持一份警觉。“藏品的收集不是简单的捐赠、买卖过程，大多是人家认可你做的这件事，认为放到你那里更合适，才托付于你。”

小崔收集了严寄洲导演拍戏时用过的椅子、写字台等物件。在不损毁的前提下，工作人员并不介意参观者坐到上面去。在他看来，说不定真有人从此受了感染，也能创作几个剧本出来。纪录片《电影传奇》首席记者赵一工举例说，日本著名导演小津安二郎曾建起一间酒瓶博物馆，他说：“你把它散放在外面，没有丝毫价值，可当你将它与曾经饮用过、激发出灵感的导演，以及拍成的电影联系到一起时，它们瞬间就有了文化。”

这是人们尊重历史记忆的一种方式。在四川建起国内最大民间博物馆群“聚落”的樊建川，只做中国近现代百年历史。最初因为“好玩儿”搞起收集历史记忆的他告诉记者，算上前些天刚刚接受的一个美国少校捐赠的抗战遗物，馆藏国家一级文物已有301件。目前建好的馆已有20个，还有七八个在建设之中。他将一切藏品都统称为“历史的细节”，而且坚持“我们不说话，让历史说话”！在他看来，对展品“浏览过后的那份触动也是每个人心目中的历史风情”。为了引发那份触动，他甚至引入情景性和参与性结合的参观模式，展品也不以编年为序，改为讲故事的方式，而且请来顶级建筑设计师构建自己的“聚落”——尽管是严肃的抗战史，但不必显得古板，关键是要再现真实的场景，目的是让参观者更真切地体会那个时代提供的所有信息。

“参观者到馆里参观更多也就是感受一下，不用上升到长知识的层面，那就又功利了，如同看文物一定要给个价码一样。”赵一工说，“若把它弄成说教般的第二课堂，其存在意义必然打折扣”，也是对记忆的不尊重。

保存记忆的方式可以更多样

尽管不时有传言称，国内首家“油灯博物馆”行将油尽灯枯，但馆主陈履生肯定地告诉记者，实际情况是藏品一直都在增加。据他介绍，这座建在他老家江苏扬中市的博物馆，近些年收藏物件的年代不断前移，已由以明清两代民间油灯为主，发展到以汉唐油灯为重点。目前，仅原始社会的油灯就有近50盏。

当初，仅仅因为在京读研究生时，在东便门地摊儿看到几盏油灯而萌生收藏意愿的他，现在将精力更多放在系统化收藏上。他曾经在新疆一次性收集了包括金属、玉器、石块等不同材质的油灯上百个。作为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陈履生认为，目前主要问题不在店面大小与远近，而是不少私人博物馆只能算作私人收藏馆，因为它们并没有发挥对外界公众的辐射影响作用，还停留在自娱自乐的阶段。不过，他对私人博物馆的未来充满信心，他认为，不论自觉或不自觉，以承载民族记忆为使命的私人博物馆因为关注面相对狭小而更加专业，“它们的出现，以民间的智慧弥补了国立博物馆的不足，也必将成为一道文化风景线。”

“博物馆需要更为规范地运作，不单纯是指博物馆建筑，也不是单个展品，而是你的布展思路，即内容和内容背后。”赵一工说，唯有如此，方能对得起这些经历千辛万苦收集到的珍贵物品。不过，现在最困扰电影传奇博物馆的还是资金与选址的问题。由于场地所限，太多的藏品只能作简单陈列，没有太精细化归置。“小崔一直说，这里只是一个样板间，但它远不是样板。”赵一工说，小崔其实不是求全，他更希望将博物馆开到社区里去，让附近居民有事没事的时候都能过去遛一遛，放松休息一下。

有一项统计显示，伦敦和维也纳博物馆数量都超过100个，巴黎和东京超过200个，纽约多达2000个。建博物馆的意义不用往大了说，至少是为我们这个民族保存了一份珍贵的记忆。正是这个理由，促使崔永元更加努力地要在国内众多城市建起更多的电影博物馆，也吸引了更多像樊建川、陈履生这样的人，以毕生精力为收藏历史记忆做出艰苦的努力。

“除了一些有识之士建起博物馆，其实，不少大中型企事业单位的档案、厂志，以及机械设备等本身也承载着民族记忆，不过，由于改制、搬迁等原因，很多也已不复存在了。”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祈庆富以一种惋惜的口吻说道，博物馆也好，档案资料处也好，最重要的职责就是保存原件，原件保存得越好，它上面负载的信息才越有可能为后来者获取。他建议：“在物件处于最高峰形态时，就要保存起来。”

延伸阅读

帕慕克的“纯真博物馆”

2008年，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的《纯真博物馆》出版。当时，这位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对外宣称，他将在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尔真实再现小说中的“纯真博物馆”。直到今年4月底，修建4年之久的纯真博物馆才在伊斯坦布尔正式对外开放，而馆址正是小说中女主人公芙颂家的住址“楚库尔主麻的达尔戈奇·契柯玛泽街24号”。帕慕克认为，理想的博物馆应该就在街头。

小说《纯真博物馆》的故事发生在1975年春天的伊斯坦布尔。30岁的富家公子凯末尔与名媛茜贝尔订婚在先，却意外遇到出身贫寒的远房表妹芙颂。尔后，凯末尔解除婚约，却发现芙颂早已离他而去。无尽的思念让凯末尔开始着魔般地收集与爱人有关的一切物件，她爱过的，甚至她触碰过的，都被搬进“纯真博物馆”。小说最后一章写道：“我要用这本书为这个博物馆做广告。”原小说83个章节，博物馆83个展区，约1500件展品，其中，4213个带着口红印迹的烟头只算作其中一件。

在世界范围出售的不同版本的该小说书页间都有一张附赠的参观门票，凭票可获得一次免费进馆参观的机会。据了解，修建这座博物馆开销不菲，帕慕克除了将100多万欧元的诺贝尔文学奖奖金全部投进去外，该书的版税也全部贴补建设。尽管如此，博物馆开馆日期依然一拖再拖到了今年。

小说中写道，“我悉数收集起那些盐瓶、小狗摆设、顶针、笔、发卡、烟灰缸、耳坠、纸牌、钥匙、扇子、香水瓶、手帕、胸针……将它们放入了自己的博物馆。”帕慕克将“纯真博物馆”当作自己的家，“能依恋着这些浸透了深切情感和记忆的物件入眠，还有什么比这更美好的呢？”不过，千万不要以为藏品都偷自梦中情人的闺房，它们是帕慕克穿行于穷困的贫民区，流连于露天影院，乃至已遭破坏的街道陋巷，收集整理出的代表土耳其一个时代的家用细物，忠实再现了小说《纯真博物馆》和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1950年至2000年约半个世纪的生活。“我们的日常生活是值得尊敬的，这些日常物件需要留存下来。这并不只是对过往的缅怀。这是对普通人和他们生活中物件的记录。”帕慕克说。

小说描写凯末尔15年间参观了1743家博物馆。其实，作者本人就是“泡馆”高手，帕慕克为写作此书，曾走访全球各处的大小博物馆，“泡馆”从来都是他旅行最大的乐趣。他说：“在我还是孩子的时候，伊斯坦布尔的博物馆非常少，它们中大多数只是简单展示了一些历史纪念品。后来，欧洲一些城市的后街小博物馆让我理解什么才是博物馆，就像我小说里写的，就是讲述个人的故事。”帕慕克说，“卢浮宫、大都会博物馆、大英博物馆等，它们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我个人对这些珍藏宝物的博物馆有反感，而它们却成为未来博物馆的榜样。”

帕慕克承认“这是一个怀旧的博物馆，但不仅仅如此”。“关键在于我们所保存的东西是那些从未被视为重要、但却代表平凡的日常生活品质的东西”。“我们坚信要尊重这些惊鸿一瞥的东西。”在帕慕克看来，“博物馆应该更像小说——国家、宗族、机构等因素要越来越少，而个人故事要越来越多。”帕慕克称，他想保存那些从未被视为重要，但却代表平凡的日常生活品质的东西。他打算在这方面花20年时间，直到去世为止。他觉得那样会很有趣。

名家观点

平凡物品也深藏历史信息

王巍

泱泱中华文明史，上下五千年。不过，古代文献对尧、舜、禹时期乃至更早的记述，均为后世人追记，不少内容还带有较浓厚的传说色彩。学术界要证实历史事实，就要通过科学研究找到有足够说服力的证据，其中，很重要的方式之一就是通过考古，发掘出相关的实物佐证。

举个例子。文献记载了“大禹治水”，我们就需要考察华夏历史上是否有过一段气候极度异常的时期。通过考古发现，大约在4000多年前，长江中下游地区出现文化突变，不少原本富庶的地方开始急剧衰落，经初步推断，不会是局部战争导致的。在此次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我们作了不同地区的气候曲线，并且从发掘出来的实物中发现了明显被洪水冲击过的痕迹。这就为“大禹治水”存在的可能性提供了事实依据。

中国历史学术主流大多视传说为随意性、不可信的同义语，人们在文献之外宁可相信金石等实物。在缺少文字记载的史前时期，判断文明的标准只能从当时社会的物质文化遗存里寻得。2006年，我们发现了良渚遗址，确认了同时代最大、总面积达300多万平方米的良渚古城。在对城北的调查中又发掘出大型人工水利工程遗址，年代距今约4800年，这一发现将中国早期实物水利工程遗迹提早了2000年。此外，距今5300年前后，在史前文明发达区域，已出现社会分化的迹象，随葬玉器和大型墓葬显示社会阶层已出现金字塔结构，据此推测，王权或已出现，已进入初期古国文明阶段。

在世界几大文明中，中华文明是唯一延绵不断、延续至今的古老文明。打个比方，日常生活里即使是很普通的物件，它的渊源都有可能追溯到千年以前。这就要求我们重视、保存一切负载着文化信息的实物。因为，今天正在使用的东西，明天就成为民族的记忆。而且，它们是不可再生的，再修复也是假的。因此，一旦散佚或毁坏，未来人们再要探寻民族记忆就会像我们一样费劲。前人丢失很多东西尚可理解，因为那是一个极不发达的时代，可以说有心无力，如今的人们呢，一方面高速创造着文明，一方面却又对曾经的成果，包括各种物件、影像、文献，视同草芥。没有了这些承载物质，民族记忆就可能淡化甚至消失。

（延伸阅读文章作者系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项目负责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

编辑：黄先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