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这个既有中国传统背景又受当代学者高度重视的概念，最近几年来频频出现于党中央、国务院的报告和文件中，已成为当代中国主流话语的重要概念。
为了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我们既要在政治实践中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也要在思想方法和价值取向上沟通科学与人文、兼顾“物理”和“情理”，既奋发有为，又理性平和。
■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哲学系教授 童世骏
重视把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结合起来，是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六大以来，党的思想理论工作的重要特点，而这个特点的一大体现，是从十六届四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对理性精神的倡导、对培育理性平和的社会心态的重视。
把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结合起来
把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有机结合起来的最重要体现，是我们党在理论领域既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也推进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在党的十六大提出“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的思想之后，党的十七大强调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这些思想的基础上，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明确提出“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要求。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命题的提出，是党的十六大以来理论创新的一个重要成果，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求的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存在着内在的不可分割的关系。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设定了立足点，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只有与中国的具体现实相结合，才有可能在中国大地上找到指导实践的具体途径；中华民族先锋队的指导思想只有与中国的传统文化衔接，才会与民族复兴的目标水乳交融而非南辕北辙。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设定了参照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指导下发生的人民革命和社会现代化过程，不仅是发掘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的过程，而且是中华民族自我更新、自我改善的过程，是中华文化在承继精华的同时抛弃糟粕的过程。
把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结合起来的另一个重要体现，是在文化领域强调把当代中国文化的“民族性”和“时代性”结合起来。1940年1月，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的主张。1983年10月，邓小平同志为北京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党的十五大报告把这种观点综合起来，提出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党的十六大报告重申了这个命题，此后我们党进一步阐发了这个思想，并且明确把“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中的两项。
“理性”已成为当代中国主流话语的重要概念
我们党注重把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结合起来，除了体现在上面所讲的两个比较宏观的层面之外，还体现在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日常工作关联更加切近的层面上，那就是“理性”这个既有中国传统背景又受当代学者高度重视的概念，最近几年来频频出现于党中央、国务院的报告和文件中，已成为当代中国主流话语的重要概念。
在中国共产党先前的话语系统中，“理性”也有一席之地，但几乎只作为一个认识论概念而出现，与“感性”相对而言。除了作为一个认识论概念被理解为认识的一个阶段即高于感性的理性阶段的特征以外，“理性”还可以被理解为一种重视效率的态度，以及这种态度所要求的方法。“理性”的这种意义与中国主流话语中常常使用的“科学”一词的意义常常重叠，但并不完全重合。在刘少奇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把“理性”做类似于“经济理性”的理解的例子。如“在《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学习讨论会上的发言”中，刘少奇说：“按照经济的合理性，工厂企业是集中在一起合理，还是分散些合理？很明显，分散些比较合理。”刘少奇所提到的这种“经济合理性”原则，正是市场经济的核心原则。直到1992年党的十四大，以经济合理性为核心原则的市场经济，才名正言顺地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组成部分。
党的十六大以后，第三种意义上的“理性”概念越来越多出现于党的文献之中。这种“理性”并不专指认识活动的一个阶段，也不局限于形容实践手段的一个特征，而是表示人们对于自己或别人的判断和行为之理由的一种态度，要问自己或别人的判断或行为有没有理由，有什么理由。追问判断和行为的理由，大概可以作出下面几方面的区分：从所问的对象来说，“为什么”可以是针对别人的，也可以是针对自己的；从提问的目的来说，问“为什么”可以是为了澄清彼此的分歧，也可以是为了寻求双方的共识；从回答“为什么”之问的理由而言，可以是不分场合的普遍法则，也可以是普遍法则在特定语境中的具体含义。党的十六大以后成为当代中国主流话语关键概念之一的“理性”，就是人们在特定语境中为了与他人达成共识而询问自己的判断和行为之正当性理由的那种态度——讲道理的态度、通情达理的态度。
最早把这种意义上的“理性”概念写入中央文件的，是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其中提出：“建立健全社会利益协调机制，引导群众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要求、解决利益矛盾，自觉维护安定团结。”
在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关于建设和谐社会的决议中，“理性”概念再次出现，并且得到更为具体的阐述：“注重促进人的心理和谐，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引导人们正确对待自己、他人和社会，正确对待困难、挫折和荣誉。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和保健，健全心理咨询网络，塑造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
在2010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该建议以更加概要的方式重申了十六届六中全会的观点：“弘扬科学精神；加强人文关怀；注重心理疏导，培育奋发进取、理性平和、开放包容的社会心态。”随后，这段话被逐字逐句写入在2011年3月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以及在2011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所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理性精神”的传统基础和当代诠释
以上所说的三种意义的“理性”概念，姑且可分别称为认知性的“理性”概念、工具性的“理性”概念和目的性的“理性”概念。后两种意义上的“理性”都与人们的实践活动密切相关，但工具性的理性概念只涉及实践活动的手段，而目的性的理性概念则涉及实践活动的目的。把工具性的理性概念作为标准来衡量，一个手段，不管是市场决策还是军事战略，只要是有助于高效地实现某个目的如赢得利润和战胜敌人，就是理性的或合理的手段。而把目的性的理性概念作为标准来衡量，一个目的，如果它本身是有悖于人们公认的正当原则的，或者说它的实现是会损害他人的正当利益的，就是非理性的、不合理的。后面这种意义上的“理性”，就是刘少奇曾经说过的“讲道理的作风”。而前面列举的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那些文件，则要求不仅在党内，而且在全社会，都发扬这种讲道理的作风，用奋发进取、理性平和、开放包容的态度对待自己、对待他人和对待社会。
强调这种意义上的“理性”态度，是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对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邓小平虽然不大使用“理性”一词，但从他曾多次批评“蛮不讲理”或“强词夺理”的态度来看，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所提倡的理性精神是与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的。改革开放后，在谈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时候，邓小平强调用“透彻说理、从容讨论的办法”而不是用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去解决群众性的思想教育问题。1983年10月12日，在阐述“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的时候，邓小平又说：“无论是开会发言、写文章，都要进行充分的说理和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不能以势压人，强词夺理。”
邓小平所批评的那种“以势压人、强词夺理”的态度，也就是中共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很早就批评的那种“总是不肯用自己的理性，维持自己的生存，总想用个巧法，走个捷径，靠他人的势力，摧除对面的存立”的现象。李大钊称这种“靠人不靠己，信力不信理”为“民族性”。李大钊多次引用孟子的“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这段话，认为凡事可以得人的“自由认可”，且可以称为心服者，必不是外来的强力的效果。李大钊把这种“尚理”而非“尚力”的原则既作为对中国现实进行内在批判的依据，也作为他所追求的民主政治或“平民主义”的核心。
李大钊多次引用的孟子的那段话，在20世纪中国一些著名思想家的著作中屡屡出现，其中最典型的是梁漱溟，他认为“理性实为人类的特征，同时亦是中国文化特征之所寄”。当然，梁漱溟并非不知道这种理性传统在现代中国所遭遇的重大挫折和挑战，但他在那本当时并不指望出版的《中国——理性之国》一书中仍然坚信，中华民族的理性传统必将发扬光大，而中国也因此比其他国家要更容易进入共产主义。
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所提倡的理性精神，不仅可以从中华民族的思想传统中得到文化支持，而且可以从当代西方的学界讨论中得到学术佐证。强调要把“理性”理解为“通情达理”或“讲道理”，是最近几十年中西方一批重要学者的共同观点。从19世纪下半期开始，源自古希腊的西方理性主义传统的批判锋芒转而对准了自己，也就是说对理性主义自身也要“问一个为什么”。这种质问的结果，是发现人们对“理性”的理解，往往受特定民族、特定时代、特定学科和特定学派的局限。在批判资本主义、挖掘法西斯根源、反省殖民主义历史的过程中，包括在研究科学史和文明史的过程中，许多西方学者把“理性”概念和理性主义传统本身当作是问题的根源，从而从片面理解理性走向全盘否定理性。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哲学家建议，把那种只用来衡量手段的正当性的理性概念，与也能够衡量目的的正当性的理性概念明确区分开来，甚至干脆用不同的术语来表达。可以说，离开了对“理性”概念及其表述的这种梳理和分辨，当代西方科学哲学、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都是难以理解的，而理论上的强词夺理和实践中的蛮不讲理，则都将更加严重。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是一个把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现代社会的普遍价值和社会主义的崇高理想结合起来的宏伟事业。为了实现和推进这种结合，我们既要在政治实践中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也要求在思想方法和价值取向上沟通科学与人文、兼顾“物理”和“情理”，既奋发有为，又理性平和。这就是在当今大力提倡理性精神的根本意义之所在。
（编辑：黄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