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哲学系纪事
压题照片（从左到右）：北大哲学系百年系庆启动仪式；北大哲学系办公楼；北大哲学门首届毕业生。（照片均来源于北大网站）
一所中国近代以来建立的早期真正意义上的大学，开启了一扇引领全中国思想文化和哲学教育之风气的大门。推开这扇大门，20世纪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和学术思想创造过程尽收眼底，这扇门就是北京大学的“哲学门”。如今它已走过一百个春秋，让我们通过这扇门，领略哲人风采，感受哲学情怀。
两份课表，一桩石破天惊事：哲学在中国的引进
1912年，一份《民国元年学科设置及课程安排》让许多人心头为之一震，北京大学新设哲学门（1919年更名为哲学系），主要课程包括：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史、宗教学、心理学、伦理学、认识学、社会学、西洋哲学概论、印度哲学概论、教育学等。而1903年张之洞修订《奏定京师大学堂章程》时，奉行的依然是“忠孝为本”“经史为基”，列经学科11门，即易、书、诗、左传、春秋三传、周礼、仪礼、礼记、论语、孟子、理学诸门。在张之洞看来，“哲学”这一来自异域的名称，会对中国已有的秩序产生危险。因为中国传统学术中并没有“哲学”一词，“哲学”的涵义源自古希腊，意为“智慧”，“哲学”的名称译自日本。
“在当时，‘哲学’是一个新名词、新事物。它是西学东渐刺激下，传统学术面向现代西方学术接轨和转型的产物。”北京大学哲学系从事近现代中国哲学研究的王中江教授解释说，“在过去的大部分时间里，西方和中国两个伟大的理智传统彼此都是独立发展的，但到了现代，这一切都发生了变化，西方的理智传统终于同中国的理智传统会合了。这在过去是完全不可想象的，对此感到惊异是非常自然的”。
惊异还不止于接纳“哲学”这一新名词，如何为这一西方的名词赋予中国的内容，是更令人称奇的事情。因为这不仅关系到东西文化、新旧文化孰优孰劣的问题，而且关系到中国文化的命运，关系到中国未来的出路。
“哲学的西方出身注定了‘中国哲学’本质上就是纠结的，纠结在古今中西之间。一方面，‘哲学’自然地要求将中国的思想纳入西方的框架；另一方面，‘中国’又使得哲学必须能够呈现华夏民族固有的精神和价值。于是，中国哲学的开展就在以西释中和以中释西里徘徊和延伸。也就在这种徘徊和延伸中，会通中西熔铸古今的创造性解释历史性地展开了，中国文化和思想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致力于中国哲学研究和解释的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王博如是说。
胡适开创了援引西方哲学整理中国哲学材料并由此创建中国哲学学科的研究模式，但没有真正揭示中国哲学的根本特点。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两卷本和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的撰写与出版，则标志着“中国哲学”的创建已具规模，真正奠定了现代意义上“中国哲学”学科的基础。从此，中国哲学学科日趋成熟，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哲学这门智慧之学、群学之源，以虚怀纳善之真诚、精进不已之大勇，对中国文化及其现代命运予以持续关注和深入思考。
“北京大学哲学门的建立是我国现代哲学的一个真正的开端，它形成了中国传统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组成的中国现代哲学的学术结构。”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鉴传今研究员认为，“这样一个三位一体的格局，在世界哲学中是十分独特的。它力图在思想融合中创造新的学术，用思想观照时代，解决社会历史发展中的问题”。
平凡的真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与发展
1917年底，北京大学图书馆来了一位新主任，他注意收集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和十月革命以来的著作，还最早开设唯物史观等有关马克思主义的课程。他就是李大钊。一时间，北大成为传播、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在此影响下，五四运动爆发，中国共产党创立。
新中国建立后，北京大学继承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传统，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研究和宣传的重要阵地。1957年初，毛泽东亲自点名，调时任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的冯定到北京大学担任哲学系教授，这是当时北大唯一一位教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授。冯定曾写作了一部通俗化的哲学专著——《平凡的真理》，颇受广大青年读者的青睐。他积极参与制定哲学系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一体”、以中西哲学史为“两翼”的办系方针，为北大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建设的进一步发展和逐步成熟起到了关键作用。
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改革开放后北大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迅速崛起，其治学方式以扎实的文本和哲学史研究为基础，注重经典思想的客观解读、重大现实问题的哲学反思和理论创新。黄枬森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
在黄枬森的带领下，1987年，北大哲学系主编了3卷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由此确立了北大马哲史学科在全国的领先地位。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他又与庄福龄、林利主编了8卷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超过了前苏联20世纪50—60年代出版的6卷本《哲学史》和前民主德国60年代末出版的3卷本《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史》，成为马哲史研究领域的标志性成果，在国际上也处于领先水平。2011年，91岁的黄枬森又推出4卷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研究》丛书，这是他20世纪80年代以来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改革探索的最新成果。
进入新世纪，北大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在保持原有传统优势的基础上，根据新的发展需要对原来的研究格局进行调整，形成5个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文献学研究、社会发展理论和人学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特别值得提及的是对经典文本的研究，2000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成立了全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文献研究中心”，从系统收集、引进原始经典文本及其相关文献资料入手，加以认真考证和解读，十余年来成果丰硕。2008年的《中国哲学年鉴》在评价这一现象时指出，“从文本、文献的角度对马克思思想进行重新梳理和阐释，切实提升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水准，也有助于推进它的当代发展和创新”。
不同文明之间的接触，常常成为人类进步的里程碑：中西哲学的交流
1920年，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应邀到北大讲学，引起了不小轰动。而他对中国人说的几句话更是令以西方为学习对象的国人感到震惊：“假若中国人能自由地从我们西方吸收他们所需要的东西，抵制西方文明中某些坏因素对他们的影响，那么中国人完全能够从他们自己的文化传统中获得一种有机的发展，并能结出一种把西方文明和中国文明的优点珠联璧合的灿烂成果！”
罗素的设想正在成为现实。自北京大学哲学门成立起，北京大学就成为国内引进、研究和传播西方哲学的主要场所。蔡元培、张申府、梁漱溟、张颐、朱光潜、郑昕、贺麟、洪谦、金岳霖等，一连串闪光的名字与康德、杜威、罗素、黑格尔等西方哲学大家联系在一起，中国思想界和文化界由此知道了德国古典哲学、实用主义、分析哲学、生命哲学、维也纳学派等等西方哲学思想。
“他们都是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大家，其哲学成就，都与中西结合有深刻的联系，孤立地、封闭式地研究哲学的人都不可能有创造性的成就。”谈起自己的老师们和他们创造出来的成就，92岁高龄的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张世英思维清晰、激情依旧，他自己也是这方面的典范，不仅是国内研究黑格尔首屈一指的专家，而且在中西哲学比较研究上颇有造诣，在国际上也有着相当的影响力。据悉，法国当代最著名的哲学家巴蒂欧最近写了一本自传，其中有相当篇幅谈到张世英的黑格尔研究。张世英认为，改革开放后，北大哲学系继承了成立之初注重会通中西的特点，正在达到一个新的高峰。“我们应该多一点忧患意识，多想想中华传统思想文化在今天看来是缺点和局限性之所在，吸取西方哲学中的优点，从而在会通中西方面更上一层楼。”
美好的愿望不会成空，改革开放以来，从“萨特热”、“尼采热”、“弗洛伊德热”，以及“人道主义”争论引起的“回到康德”思潮，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现象学运动，90年代的政治哲学思潮，西方哲学的涌入为中国哲学的发展注入了大量的新元素，也为许多中国知识人理解、研究中西传统社会和现代世界开启了新思维。
赵敦华，1988年从比利时鲁汶大学博士毕业后回北大任教，致力于在西方哲学研究中贯彻“用中国人眼光看西方哲学”的主张，独著的教科书《西方哲学简史》和《现代西方哲学新编》渗透了“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的中国式通史观。张祥龙，1992年在美国纽约州立布法罗大学哲学系获得博士学位，次年任教于北京大学哲学系，他一方面准确地理解和阐释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现象学哲学，另一方面则力求将现象学与中国和印度思想进行比较和会通，这种研究思路在国内独树一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2001年9月，法国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造访北大，在哲学系的会议室与师生展开了面对面的交流。德里达表示，“我在解构思想中所要说的一切，都伴随着‘祛除’西方传统的中心的努力。中国有一个强有力的传统，世界不能没有她的参与。”不久，《德里达中国讲演录》出版，该书主编、北大哲学系杜小真教授说：“无论你喜欢不喜欢他，他的这些观点无疑会激发我们对于当今时代诸多问题的深入思考。”这也许就是中西哲学交流的主旨。
1952年：全国唯一的哲学系
1952年，在中国的大学教育史上，发生了一场大变革。这一年，新中国仿照前苏联大学体制，为将高等院校分为大学、专门学院和专科学校而进行院系调整，除了北大保留哲学系之外，其他大学一律取消。北大哲学系由此呈现出一个群贤毕至、星光灿烂的场景，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这些贤哲有来自北京大学的汤用彤、胡世华、贺麟、郑昕、容肇祖、汪子嵩、任继愈；来自清华大学的金岳霖、冯友兰、沈有鼎、张岱年、任华、王宪钧；来自武汉大学的黄子通、周辅成、江天骥、张世英；来自南京大学的宗白华、张颐、何兆清、苗力田；来自中山大学的朱谦之、马采……
“这些老师的名字我们早已耳熟能详，但其人则无缘相见，所以，每当哲学系开全体大会时，我们这些青年学生总是要对这些老师们认真地端详一番，”1954年北大哲学系本科毕业、第一个被选派留苏的研究生侯鸿勋回忆起那时的情景，依然兴奋不已，“这一人才济济的盛况，迄今也仍是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
张岱年曾分析说：在上世纪30年代，北京大学哲学系与清华大学哲学系，学风有所不同。北大哲学系重视考据，重视中外哲学史的研究，熊十力、汤用彤是佛学专家，张颐、贺麟是黑格尔专家，郑昕是康德专家。清华哲学系在金岳霖、冯友兰的领导之下，赞赏英国穆尔、罗素的逻辑分析方法，致力于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新中国成立后，清华、北大的哲学系同仁都热心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阅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当时金岳霖、冯友兰都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与辩证法有较深的体会，实现了哲学思想的重大转变。因此50年代以后的北大哲学系不仅是旧北大哲学系的继承和发展，而且是清华等校哲学系的继承和发展。
任继愈则论述说：经历了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北大的教师队伍打破了各校长期隔阻、南北不通气的格局，促成了新中国成立后的新校风。人们在众多流派中各自汲取所需，取精用宏，不名一家。北大这个大的特点，谁能善于利用它，谁就能从中受益，肯学习，就能多受益。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正是凭借这一得天独厚的优势，北大哲学系把哲学的种子播撒于海内外，桃李满天下，其中不乏著名的哲学大师、艺术家、作家、企业家和政治家，成为共和国建设的中坚力量。
“故事是北大的，也是属于整个现代中国哲学共同体的”
1959年10月的一天，毛泽东邀请北大哲学系的任继愈到中南海，座谈宗教研究的重要性。毛泽东谈到任继愈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佛教的研究，属“凤毛麟角”，鼓励任继愈继续研究。毛泽东认为，三大宗教影响了世界众多人口，中国应该加强这方面的研究。
在一个世纪之中，像这样的哲学故事在哲学门里丰富多彩，“塑造这些故事的主角是身居其中的哲学家和他们的追随者。这些故事是北大的，也是属于整个现代中国哲学共同体的。”作为现在的追随者们，北京大学哲学系同仁在百年系庆之际整理出版了专题文集《守望智慧的记忆》，书中写道：“100年来，北大哲学家群体留下了大量的著述，成为北大哲学门和现代中国哲学共同体一笔无限的精神遗产。”
“世界上研究佛教史而有深得的第一人”汤用彤，从考据的立场上研究佛教史，使复杂的佛教史第一次奠定了科学的基础。汤用彤通晓梵语、巴利语等多种外国语文，“于中、西、印三方思想同有造诣”（钱穆语），他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隋唐佛教史稿》成为中国佛教史研究的经典著作，他的《魏晋玄学论稿》迄今罕有其比。读汤著，“好像和一个淳朴忠厚的人交朋友”。学生们回忆说，先生“上课从不带讲稿，就如黄河、长江一泻千里式地讲下去，听者稍一走神，休想补上”。其子汤一介得父学术思想之真传，在佛学等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方面多有著述，现为北京大学哲学系资深教授、我国重大学术文化项目《儒藏》工程的首席专家。
享有世界声誉的洪谦，一生致力于研究和推广维也纳学派和逻辑经验论哲学，是维也纳学派创始人石里克的亲传弟子。第一位把海德格尔哲学带到中国的熊伟，培养了一大批研究海德格尔哲学、现象学与存在主义哲学的人才。把西方现代逻辑引进到中国的金岳霖，以“哲学三书”构建起自己的哲学体系。他经常带着一顶鸭舌帽，彬彬有礼而又不乏幽默感，成为当时众多青年学生仰慕的明星。被誉为中国现代“美学双峰”的朱光潜、宗白华，分别创作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美学作品，在20世纪中国美学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中西合璧的典范张岱年，一生笔耕不辍，创作不断，对中国哲学思想资料作出准确诠释，提出文化综合创新论。他说，“哲学家须有寻求客观真理之诚心”。
2010年，九秩之年的汪子嵩完成了四卷本近500万字的《希腊哲学史》主持撰写工作，带领中国学者跨越了西方哲学三大高峰之一的古希腊哲学。
同年10月10日，一场特殊的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举行，哲学系的汪子嵩、张世英、黄枬森三老同庆九十秋，一百多位学者前来庆贺，堪称中国哲学史上一段佳话。与会学者风趣地说，三老身体健康、精神矍铄，充分体现了哲学的魅力。
改革开放后在北大哲学系“看冯友兰书，听张岱年课”成长起来的中青年学者陈来，现在已经出任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清华国学研究院院长。2009年至2010年，三联书店出齐了12种《陈来学术论著集》，表明学界对与共和国一同成长起来的学人学术成就的充分认可。
哲学家的责任：始终以关注中国文化命运为己任
“父亲的哲学不是空谈哲理，也不是书斋里的机锋，他要‘阐旧邦以辅新命’，就是要汲取中国文化的精华，作为建设新国家的营养，永远关心着国家、民族的命运。他临终前完成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的最后一页，写的仍是张载的那几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以“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的冯友兰的女儿宗璞在回忆自己的父亲时所写下的一段充满感情的话，“听人说有哲学教师讲张载四句竟至泪下，可知怀有为国为民安身立命这种情怀的人并非少数。”
贺麟曾说：“哲学的知识或思想，不是空疏虚幻的玄想，不是太平盛世的点缀，不是博取科第的工具，不是个人智巧的卖弄，而是应付并调整个人以及民族生活上、文化上、精神上的危机和矛盾的利器。哲学的知识和思想因此便被认为是一种实际力量——一种改革生活、思想和文化上的实际力量。”这与马克思所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有异曲同工之妙。从20世纪初的东西方文化论战、问题与主义之争、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到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真理标准大讨论、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都闪烁着哲学的力量和哲学家的责任，体现出哲人“岂可不尽所欲言，以为我国家致太平，我亿兆安身立命之用乎”的情怀。
“回顾反思百年来北京大学哲学学科的创立与发展，不难发现它与中国近代以来的风云际会、社会结构的沧桑巨变如影随形，与中国文化的历史命运尤其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坎坷道路息息相关。”在梳理北京大学哲学学科发展史时，北京大学从事哲学研究的同仁们得出了这样一致的结论。
长期从事美学研究的北京大学哲学系资深教授叶朗在百年系庆之际寄语同仁：“21世纪新的时代条件给我们提出了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新问题，其中最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人们的物质追求与精神生活之间失去平衡。我们的人文学科要有所创新，应该从哲学系的前辈大师们‘接着讲’，回应时代的要求，更多地关注心灵世界、精神世界的问题。”殷殷切切之间让人能够感受到的依然是哲人应有的那种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深厚的人文关怀，这是北大的学术传统使然，也是中国哲学百年追求的美好情怀。
今天，回望“哲学门”，重温百年历程，前行的步伐更加坚定。
（编辑：黄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