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沈志华教授相继出版了《中苏同盟与朝鲜战争研究》、《中苏同盟的经济背景：1948-1953》、《冷战的再转型：中苏分裂》、《处在十字路口的选择》等多部著作。其历史研究成果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运用大量的文献和档案资料。

最近，笔者的文集《处在十字路口的选择：1956-1957年的中国》出版了。作为历史研究的成果，这里有必要讨论一下这本文集所使用的文献和史料。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

广泛引用已出版的档案文献

从目前档案管理制度看，在一定时段，一般学者是无法进入中央档案馆的，因此也就很难通过查阅和疏理高层档案文件，特别是各种会议记录，了解中共的决策过程。不过，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其他一些中央研究机构编辑出版了大量文献及年谱、大事记等史料集，其来源主要是中央档案馆。这是研究共和国历史必不可少的基本资料。笔者在引用这些文献时注意到以下几点：一是在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文献中，注释特别重要，其中使用了大量档案资料，极有价值。有的文献本身只有几个字，注释却长达几页。二是不少文献在发表前进行过修改，在编辑时又做了删节，有的有说明，有的没有说明，稍不小心就可能误入歧途。因此，笔者尽量找到原始文件进行比较。三是在引用重要文献时，需要对比不同时期出版的不同版本，因其中不仅注释，甚至正文都可能有差别。四是笔者能够看到的中共文献并不完全，需要时必得靠其他史料补充之。

尽量挖掘地方档案馆的有用资料

过去，学者对档案开放政策多有抱怨，感到难以进行历史研究，目前情况已经有所改观。例如，有外交部档案馆引领，部委一级的档案正在考虑解密。特别是近几年，各省市档案馆均已开放，原则上可以任研究者查阅。地方档案内容极其丰富，涉及社会生活各方各面、各行各业，虽缺乏中央决策的内容，但是从中央与地方、高层与基层互动的角度观察，对于决策的结果及执行情况，却有十分详细的反映。更重要的是，各级党政机构贯彻中央决策的方式和办法，社会基层对国家各项政策方针的反应，不同群体在历次运动中的表现，在这里是应有尽有。只要研究者肯花时间，肯下功夫，就能够观察到整个社会乃至每个细胞的动向。

转引过去公开的和内部的报刊资料

转引当年报刊杂志资料的重要作用无需赘言，笔者在疏理史料时就是逐日对照《人民日报》，从而解决了大量问题。这里主要谈一个极有史料价值的内部刊物——新华社《参考消息》编辑部编辑发行的《内部参考》。这个刊物当年是仅供中共高级干部阅读的，其中报道的国内外重要新闻，一般都是公开报纸甚至《参考消息》上都不予刊载的。

除了对国外情况的报道外，《内部参考》还大量刊登了国内各地区的民情，既有各级党政军和社会团体的工作情况，也有社会各阶层情绪和反应。尤其是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前，这个刊物提供的信息不仅数量极大，而且内容真实，是了解社会基层活动的绝佳材料。对于历史研究者来说，所幸《内部参考》现在已经成为史料，在海外一些图书馆或资料室都有收藏，并可以大量复印。

谨慎使用回忆录和口述史料

目前，中国出版的大量回忆录以及作者对当事人的采访记录，是当代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资料来源。在历史研究中，需要研究者本人找到对历史的感觉，而历史事件发生时的场景、气氛和当事人的感受，却往往无法见诸于档案文献的白纸黑字。所以，这种感觉在呆板的档案文献中是很难找到的，这就需要依赖当事人的叙述进行弥补。过去曾有一段时间里，有些重要会议，包括政治局会议，一般是不允许做记录的，但有的与会者因为工作需要有时可以做个人记录。这些材料也是查阅档案无法替代的——一个比较突出的例子是吴冷西的回忆录。但是，回忆和口述史料也有一个重大缺陷，很可能因时间久远，记忆模糊，或受到个人情感和立场的干扰，当事人所述情况是不准确的，甚至是错误的。有些人写回忆录，有条件核对档案记载，又具平常心态，这比较让人放心。但也有很多人是单凭自己的记忆或好恶，这就需要研究者在引用时特别谨慎，办法就是尽量与相关的文献史料进行比较和鉴别。

充分利用俄国解密的档案文件

近年来，俄国档案解密和利用的情况已众所周知，其重要性对于研究20世纪50-60年代中国的历史尤其值得注意。这不仅在于中国此期间的发展与苏联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受苏联影响甚大，而且在于中国档案资料的缺憾往往可以从俄国档案中得到弥补。且不说斯大林在世时，中苏两党会谈时，不许中方当场做记录，就是后来有了记录，中国目前公布的也是极少数。例如，在笔者收集的俄国档案中，有关1949-1952年刘少奇的谈话记录和电报共17件，而目前中国出版的《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出版）4卷本，只收入了2-3件。再有，对比中苏双方的记录也是很有意思的事情，时常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大量使用俄国档案研究中国史，或许也可以看做笔者在史料引用方面的特点之一。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编辑：黄先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