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易往，惟书长存。
自从有了文字，人类文明便得以代代相传。那些在历史上绽放光芒、泽被千秋的经验与智慧，最后都化为文字，载入史册，留与后人勘学。回溯文明长河，可以说，书的兴衰一直都与社会文明休戚与共、互为因果。历史上凡是读书蔚然成风之日，必是思想活跃、文明进步、精神文化拔节生长、社会人心昂扬进取之时。
今天恰逢“4·23”世界读书日，我们特别约请专家学者共同剖析中国历史上读书向学之风对社会文化产生的深远影响，也藉此看一看前人是如何在读书著述的过程中，或穷理立说，播传文明薪火，或经世致用，驰骋济时之志。
——编 者
春秋勃兴读书风
岳庆平
春秋战国时期，儒、法、道、墨、名、阴阳等“诸子百家”群星灿烂，《汉书·艺文志》载：“凡诸子百八十九家。”后人取其整数为“诸子百家”。又载：“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各种思想流派既彼此交锋、互相论战，又彼此影响，出现了思想学术欣欣向荣的景象，被称为百家争鸣。
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百家争鸣的重要原因是，当时自由宽松的良好政治社会环境促进了私学的发展和讲学的盛行，产生了一批有德有才有识并敢于表达自己观点的思想家，他们纷纷著书立说，兴起了自由读书著书之风。
从读书来看，孔子读书是极其刻苦认真的，据《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读《易》，韦编三绝。”韦编是用来串连竹简的熟牛皮，断了三次可见苦读次数之多。孟子少年时读书不太用功。有一天放学回家，孟母正坐在机前织布，她问儿子：“《论语》的《学而》篇会背诵了吗？”孟子回答说：“会背诵了”，孟母说：“你背给我听听。”孟子翻来覆去总在背一句话：“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孟母听了既生气又伤心，举刀把刚织好的布割断了，对孟子说：“学习就像织布一样，你不专心读书，就像断了的麻布，再也接不起来了。学习如果不刻苦努力，不经常温故知新，就永远学不到真本领。”孟子很受触动，此后刻苦读书。苏秦读书“锥刺股”的故事也是家喻户晓，后来苏秦说服赵王，“封为‘武安君’，受相印”。《庄子·外篇·骈拇》记载了臧牧羊时勤奋读书的典故：“臧与谷，二人相与牧羊而俱亡其羊。问臧奚事，则挟策读书。”策是当时写书的竹简。所以后人以“挟策”、“挟册”、“挟策读书”、“挟策亡羊”、“读书亡羊”表示专心致志勤奋读书。相传湖北宜昌秭归有屈原读书洞，屈原自幼聪明好学，放学后经常来读书洞支好石桌石凳，认真阅读塾师不准在书房里读的“野书”。据《归州志·山水》：“州城东北百二十里三闾乡，相传屈原读书洞，遗址尚存。”吴丈蜀《题读书洞》诗云：“一洞离尘百仞余，骚人把卷淡云舒。干年谁可知公意，不悔平生错读书。”
从著书来看，孔子“笔则笔，削则削”，编辑整理的文献最多。诸子比较有名的代表作有：儒家的《论语》、《孟子》、《荀子》，道家的《道德经》、《庄子》，墨家的《墨子》，法家的《商君书》、《韩非子》，兵家的《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名家的《公孙龙子》，纵横家的《鬼谷子》，杂家的《吕氏春秋》等。韩非被誉为“善著书”者。《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载：“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非为人口吃，不能道说，而善著书。”《吕氏春秋》号称精品，难以“增损一字”。《史记·吕不韦列传》载：“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庄子·杂篇·天下》记载惠施著书很多：“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后人以“学五车”、“书五车”、“学富五车”表示读书多或学问大。
秦朝建立后，春秋战国的读书著书之风逐渐消失，“焚书坑儒”、“刘项原来不读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等相继出现。有人认为，百家争鸣的核心是学术自由。百家争鸣既不可能出现在战国前，也难以存在于战国后，它与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息息相关。
《论衡》庶几成绝响
于 涛
王充和他的著作《论衡》，在中国思想史上享有大名。这里我们无需赘言王充的睿智和他在《论衡》里展现出的超前的科学精神，只是想借王充的身后名，简略谈一谈古代中国社会文化活力的话题。而社会文化活力与文化传播的有效性相关。
说起来，王充身后名的赢得纯属偶然。为什么这么说呢？但凡读过《论衡》的人都了解，王充是站在批判者的立场上抨击时代弊端。从我们现在的立场上看，王充的言论大都无可厚非，但在近两千年前的东汉初期，王充明显就是一个异端，扬名无期。
好在开始著书立说的王充，早已离开了京师洛阳，回到故乡会稽上虞。在家乡经历了一番“宦海沉浮”后，他终于静下心来，推掉一切应酬，做起了家中隐士，拿起“刀笔”，抒发愤世嫉俗的情怀。没有了交流，在自我封闭中，或许也就只有自娱自乐。技术条件也限制了创作的速度和传布的可能。从以刀笔为工具来看，王充书写的材料应为竹简。据记载，上虞的竹子种类丰富，有箭竹、猫竹（毛竹、茅竹）、桃枝竹、慈竹、四季竹、斑竹、紫竹、凤尾竹等等，其中用毛竹制简是不错的选择。王充就地取材，削竹为简。《论衡》一写就是三十多年，写成八十五篇，总共二十多万言。在竹简时代，一枚简照多了写，也就八十个字左右，二十多万字，要用多少枚简呢？少说也要两千五百枚。这一枚枚竹简摞起来，按一枚竹简厚度为一毫米计算，也将是巨人级的高度；按一枚竹简重四克计算，竹简《论衡》分量至少十千克。如此规模，在王充六十多岁写完全书的时候，让他再复写一遍，谈何容易？出身细族孤门，无力雇人誊写，书一经写成，也就成了海内孤本，世间又有几人能睹真容？
《论衡》在成书一百五十余年后，终于迎来了它真正的读者，此人便是东汉著名大知识分子蔡邕。蔡邕为了躲避可以预见的来自于阉宦的迫害，亡命江海，远踪吴会，来到了王充的家乡。这便有了结识《论衡》的机缘。而避险中的蔡邕更能理解当年王充对于社会弊端的批判。更为重要的是，蔡邕在重获自由之后，携此孤本回到京师，在与京师知识文化精英们的交谈中，传布了王充的见解。精英们在惊异于蔡邕功力长进的同时，也对蔡邕能滋生出离经叛道的思想表示怀疑。好奇者自然要千方百计去寻找答案，《论衡》也就由此进入到公共视野中。蔡邕为延缓这一进程，还曾与好奇者约定：“你知我知，不要再让其他人知道了！”《论衡》成为奇货，亦是《论衡》在传播史上的一大趣闻了。
从蔡邕传布《论衡》的故事中，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古代文化得以传承的两大关键。简而言之，关键一，有识之士的存在。就《论衡》而言，有识之士就是蔡邕。无论是才识还是人生阅历，都使之成为发现和传播《论衡》的不二人选。缺少蔡邕这样的有识之士，《论衡》怕是要成为传说了，文化传承也将成为空谈。关键二，口耳相传到文本阅读。这在古代中国文化传播中表现得很明显。除《论衡》外，著名的事例还有很多，像先秦时期孔子授徒，秦焚书后伏生传《尚书》等等。口耳相传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古代中国文化的绵延传承，是实现文化有效传播的途径，而文本又能消除口耳相传中产生的错漏，是保存文化成果的有效载体，也是滋生新文化的源泉。正如日后蔡邕的藏书，助推了中国本土化新思想——玄学的萌芽与成长。
江山代有才人出，有识之士的存在，口耳相传的延续，以及文本阅读的普及，在实现有效文化传播的过程中，激荡着社会文化的活力。
读书的黄金时代
李华瑞
两宋是中国历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转型时期，读书普及率获得空前提高。雕版印刷术自唐五代形成、推广，至北宋前期已具有相当大规模。完成于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的《开宝藏》所雕大藏经5048卷，13万余版，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大藏经，也是宋代官府首次大规模的刻书活动。宋初国子监所藏的经史义疏印版只有“四千”，至宋真宗景德二年时已达“十万”。宋神宗废除对民间刻书的禁令以后，各种普及性书籍开始大量印行，印刷改变了千百年来读书人依靠手写本的历史，标志着印本书时代的到来，一般民众也能购置书籍，从而为提高社会读书普及率、发展教育提供了物质前提。
两宋统治者重视学校教育。北宋仁宗、神宗、徽宗曾三次在地方大办教育，北宋末期全国已经普及了县学和公立小学。南宋在北宋大力发展学校教育的基础上，各地书院又如雨后春笋般崛起。教育事业的发展，大大拓展了社会受教育面。读书在宋代蔚然成风，“嗜书如怡”、“嗜书成癖”，以至于南宋“都城内外，自有文武两学，宗学、京学、县学之外，其余乡校、家塾、舍馆、书会，每一里巷须一二所，弦诵之声，往往相闻。”
宋朝有鉴于唐末五代武人干政的教训，大力实行佑文政策，科举制度极大催生了社会读书热情，使得“学而优则仕”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书中自有黄金屋”，“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一时成为当时社会风尚的写照，读书的功利性可见一斑。
读书普及率的提高和受教育面的扩大又促进雕版印刷业的发展，“锓版成市，版本布满于天下”，家藏十万卷书者，已大有人在，“读书者事半而功倍”，“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词学术，当倍蓰于昔人。”从而成就了一大批身兼史学家、经学家、文学家、科学家、政治家的复合型人才，如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沈括、苏轼、朱熹等。这就大大提高了整个社会的文化水平，扩大了社会对文学艺术的需求，有力地促进了学术和艺术的创作。话本、杂剧等市井通俗文艺作品能够在宋代不断涌现和广泛流传，就因为社会上存在大量的民间读书人。
读书普及率的提高和教育规模的扩大，不但推动了宋代文化沿着平民化、大众化的道路前进，也促使宋代文化朝思辨水平更高的方向发展。一大批先进士大夫，把阅读作为追求人生快乐、生活精彩、精神充实、品格高尚而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在注重考取功名的同时，宋朝读书人在两个方面提高了读书的境界，即“读书将以穷理，将以致用也”。
读书“将以致用”就是把书本知识转化成改造社会的力量，“以礼化民，推诚致道，必因读书，方致淳和”，“语学而及政，论政而及礼乐兵刑之学”，范仲淹、王安石在北宋中期先后领导的“庆历新政”、“王安石变法”，就是先进士大夫们企图用儒家的“内圣外王”政治思想重建社会秩序的有益实践。
读书境界的提高又表现在“读书将以穷理”，“穷理”就是追求真理，敢于创新、敢于怀疑。王安石说“善学者读其书，惟理之求。有合吾心者，则樵牧之言犹不废；言而无理，周孔所不敢从。”张载说所以观书者，“于不疑处有疑，方是进矣。”朱熹亦强调“读书者必穷其义理，不徒事章句训诂之末。”宋儒以义理之学对汉唐章句之学的革新始自宋仁宗庆历前后的疑古思潮，对儒家经典，从“疏不破注”，到“舍传求经”，再到“疑经改经”，确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这一运动，造成了两汉以来中国学术史中罕见的活跃气氛，开创了中国哲学最大的学派。以王安石“荆公新学”和“程朱理学”为主体的“宋学”，是宋朝读书人留给中华文明最为丰厚的文化思想遗产。
逐新知以应时变
马 勇
作为世界上仅存的文明古国，中国始终保有良好的读书传统。识书达理、博通古今、上知天文、下知地理，都是中国人对知识的期待与诉求，读书人在古代中国也始终享有较高地位。
到了近代，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变得更复杂，除了必须继续知道古典中国知识体系，还必须拿出更多精力知道西方世界，深入理解西方知识体系。所以，在过往一百多年，中国人高度赞扬“睁眼看世界”的那几代人，因为正是他们打开了中国通往世界的大门，引领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
在引领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代人中，格外值得推崇的是林则徐、魏源和徐继畬。他们的《四洲志》、《海国图志》、《瀛寰志略》，以及稍后黄遵宪的《日本国志》等，向中国人传递了一个与先前所知完全不一样的世界。
先前，根深蒂固的“天朝上国”思想让中国人不相信还有更强大更文明的国家，那时的中国人几乎以为中国文明已发展到极致，是人类文明的巅峰，中国文明必将长此终古。而林则徐、魏源、徐继畬、黄遵宪、严复等告诉了中国人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这个世界的文明优于中国，是中国应该仿效的榜样。这个看法惊天动地，影响深远，后来一百年的中国历史，实际上就是按照这个思路展开。
不一样的世界，需要中国人更加谦虚更加勤奋地见贤思齐，学习西方，走向世界。中国在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的打击后，终于迈出关键性一步，一个从根本上改变中国面貌的“洋务新政”在1860年悄然开始。
从“夷务”到“洋务”再到“新政”，反映了中国读书人在那个时代一个非常微妙的心理变化，中国读书人慢慢明白所谓向西方学习，其实就是将现代的工业文明“添加”到中国传统的农业文明上。如果将这个道理说清楚，学习西方不是简单地用西方知识去“替换”中国文明，而是在中国文明基础上“增加”一些西方的现代文明要素。
基于这样的认知，从1860年代开始，同文馆以及各种各样的译书机构渐渐成为中国知识生产的主要场地，“学贯古今”的知识诉求渐渐被“学贯中西，博通古今”所取代。一个真正的饱学之士不再只是饱读儒家经典的冬烘先生，近代中国大学者、大思想家如康有为、章太炎、谭嗣同、梁启超、严复等，都将相当精力用于追求西学。
近代中国是一个大变革时代，大变革时代需要新思想新知识，因而近代中国读书人在追逐新知上争前恐后不遑多让，他们的知识转型在过去一百年所发生的变化在过去五千年的中国文明史上都无法想象。适应这种变化，只有刻苦读书发奋读书，除此之外别无他法。近代中国大学者、大思想家，乃至大政治家，都有一个头悬梁锥刺股为中华崛起而刻苦读书的奋斗史，他们都清楚地知道，中国人只有掌握了现代知识文明，才谈得上崛起，才说得上重塑中国文明的辉煌。
一个理想的社会是人们手不释卷，是对新知识的追求如饥似渴。理想的社会就是知识型社会、创新型社会。人们对物质当然会继续追求，但那种追求本身也是一种优雅，而不是“丛林状态”的弱肉强食。近代中国的大变革时代，虽然有许多问题与困难，但那代人的从容、优雅、书香，还是给那个时代留下了一个余韵悠长的背影。
编辑：黄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