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一批出版社联名呼吁，必须提高学术著作的出版门槛，不仅得到出版主管部门的肯定与支持，出版界也普遍叫好。有鉴于此，我还想吁请，必须进一步提高个人文集的出版门槛。理由有四：

一是，现在出版文集太随便。说直率一点，市场已显过滥的迹象。出版系列文集，曾经是一件很高雅很严肃的事情。历史上流传下来的文集主人，几乎全是知名人士。解放后直到改革开放之前，能出版个人文集的，也多是有威望的领导人物及知名学者。即便是受众面比较广的作家，好像也只有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朱自清等为数不多的名家，出版了多卷本文集。可是如今，随便什么人，都可以轻易出版个人文集。说它滥，有人可能不相信，觉得在书店里没看到有多少文集。殊不知，有相当多的文集，根本没进书店，而是进了仓库，最终成了压库书和报废书。前年有次我到一所县中学的图书室参观，见摆有几套多卷本文集。随口问为什么买这些书，答曰不是买的，是出版社图书下乡活动中赠送的。原来，“滥出”的文集，竟流到了这里。

二是，文集的学术含量贬值了。文集本应是作品的集锦。所谓作品，理应是科学或文化的创作，文集应该反映这些创作的成果或其精华。按理说，一部合格的文集，其文主应该在某一领域有所成就，其作品要能反映他的学术或艺术内涵。可惜现在不少文集内容贫乏，勉强拼凑，水分很大，看不出有什么学术含量。这类文集出多了，难免造成学术贬值的坏印象。

三是，造成学术评价的误导。出版文集曾经是学术含量高的一种标志。尤其在填报学术成果或评定职称等学术评价时，出版了文集，往往觉得有分量，桌上能摆几本文集，更显学问气派。倘若只看这个架势，不明文集的“空心”，那就可能导致对学术水准的误判。

四是，造成资源的浪费。现在国家倡导节约，各行各业都要反对浪费。我认为，应该把遏制滥出文集列入出版业厉行节约的一项举措，再不能容许滥造只能压库和报废的所谓文集了。

造成滥出文集这种现象，首先是有些作者对待学术态度显得轻率。我回忆起我与钱锺书的一桩往事。上世纪80年代初，我反复多次，使尽磨功，开出好多优惠条件，力图要出版钱锺书文集，钱先生就是不答应，坚持认为“不值得出”。直到往后很久，我猜测可能是杨绛先生松口，于是才精选了部分认为有价值的作品，出了一套《钱锺书集》，还不是《钱锺书文集》。钱先生对待学术如此严谨的态度，值得后人铭记与弘扬。

其次是有些出版者，对待出版文集不是门槛过低，而是没有门槛。谁出钱，就给谁出。有位名人遗孀告诉我，有家出版社，找她要出这位名人的文集。开价索要印制费30万元，免收编辑费，所印600部中，出版社只留20部，用来报送评奖，其余的全由她送人。出版社分明就是冲着得奖，让别人掏钱出文集。还有比这更露骨的，北京有家自称什么“国际文化传媒公司”，在合法刊物公开登广告，声称只要付钱，就能代人出版各类文集和丛书，还保证都有正规出版社的书号。上述现象，应该引起主管部门的重视。

（编辑：黄先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