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年底，南开大学校务委员会的席位中，第一次出现两名学生的名字。从学生代表到校务委员的跨度，意味着他们将参与高校的最高议事机构，举凡学校发展规划、改革举措等重大事项一一与闻，肩负为学生利益发声建言之任。如此民主设定，可谓“参与式校园治理”的又一拓展。

如今，4个多月过去了，顶着“校务委员”头衔的他们，有着怎样的履职经历？面对“花瓶”、“摆设”的担忧，这盘“校园民主”棋局究竟下得如何？

——编者

履职

借助校务会平台反映学生诉求，喜欢“有序的民主”

梁伟宏是个不折不扣的90后，学生证上的身份是“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学院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大三学生”。去年年底，当校长龚克宣布“校务委员会将吸纳学生代表”时，他还不知道有个席位在等着自己。“当时我正在准备竞选学生会主席”，“激动”成为梁伟宏的心情写照。

另一个学生委员张慧，则用“忐忑”形容进入校务委员会的感受。身为外语学院英语专业研三学生，她当时也在竞选研究生会主席。“此前，只是直观认为校务会是学校重大决策产生的地方，并不知道具体是怎么运作的。”

在第一次参加校务委员会会议时，两个人都很兴奋，张慧还特别留意科研投入、师资建设、青年人才引进等问题，“现在才算真正了解南开”。不过，在这次会议上，两个人都没有提问。“更多是学习”，张慧坦言。

自从成了校务会成员后，梁伟宏和张慧出席了学校的新年工作布置会、学校领导民主测评会等学校管理层会议。按照学代会全委会的要求，梁伟宏报告了出席校务会的情况。“我必须说明自己如何履职，怎样反映同学的诉求，为同学争取权益。”梁伟宏说，“我喜欢这种有序的民主。”

除了校务会集中开会，平时的意见建议也可以通过校长信箱、学代会、研代会提案等形式反馈，这些都是他们熟悉的渠道。张慧认为，“看问题的角度变了，很多在BBS上吐槽的人不会想到如何解决问题，现在我们更明白先有调查再有发言权，不能偏激，抱怨解决不了问题。”

“学校为学生搭建的这个参与管理的平台，给了我非常珍贵的体验。”梁伟宏说，现在，他们正忙着关于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改革的调研，从学生角度出发，为学校提供重要参考。“在今年校务会上，我们要在会上发出学生的声音。”　　

疑虑

“民选”是学生自治前提，能否影响决策依赖制度设计

学生自治，被视为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特征之一。而在南开之前，国内很多高校也进行过类似“校园民主管理”的探索。“比如学生提案委员会、校长接待日，都是学生参与治校的尝试，有助于高校民主办学、完善学校治理结构。”有专家表示，“依托的主要力量，仍是学生会这样的学生组织。”

然而，官僚化、不民主的非议，却经常让学生组织背负“难为学生代言”的骂名。不久前，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副教授陈伟发文质疑高校学生会。“如果学生会不能民选产生，即使象征性地进入学校决策机构，也有可能沦为形式主义的‘花瓶’。”北京某高校一位大三学生说。

“从总体看，当前学生参与治校多停留在表层。中国教育仍然用自上而下的视角看待年轻人，加之近年来高校行政化趋势比较严重，大学生群体常常作为被管理群体，未能真正被当作校园的主人对待。”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周庆安说。

而作为“吃螃蟹的人”，两个学生委员都感觉“责任之重”。“小的问题学生会直接找到相关部门解决，大的问题由学生会组织调研，暂时不能解决的，也给同学做了合理的解释。”张慧说。据了解，南开大学还将有16名学生分别进入申诉处理委员会、交通管理委员会、膳食工作委员会，参与学校事务的管理。

每次参加完会议，梁伟宏都习惯性地在人人网上发一个状态。“很快就有同学@我了，比如有人反映宿舍墙皮脱落的问题”，他立刻将情况通过学生会权益部反映给相关部门，对方承诺两天内派人修理。而在与学校党委书记薛进文交流时，梁伟宏还特别搜集来同学们对体育场馆使用的意见，向上传递和反映。

不过，他俩也坦言最大的瓶颈是“精力不够”。“比如学代会和研代会，每年开一次全会，要筹备一个多月，提案、选举、会务工作全是学生独立完成，压力不小。”

“如果不解决学生代表产生、代表如何参与学校管理的具体机制问题，学生自治很有可能流于表面。”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学生代表要“由谁选举，对谁负责”，如果不能胜任，应该有退出机制，可以“选下去”。有专家表示，根本保障是做出具有可操作性的制度设计，让决策在“校长负责”前充分听取包括学生意见在内的民意表达，打通学生和学校之间的沟通渠道。

借鉴

学生会应有监督校政之责，底气源自机构和财政独立性

相比于内地高校的渐进式探索，香港高校的“学生自治”推行得更为彻底。在校园事务中，学生会几乎无处不在。有人如此描述，“上至校董会会议、校长遴选、课程专业设置，下至校车服务、宿舍、餐厅、图书馆、体育设施，无一不在学生会的监督范围之内。 ”

据介绍，香港各高校内部的多个委员会都设有学生席位。学生会除了作为监督方为学生谋福利外，还直接参与学校管理。对于校政不公之处，学生会必然发声抵制，关键时候还能影响学校决策。2000年，香港大学校长郑耀宗因用行政手段干预学术自由，成为建校百年来首位在舆论压力下引咎辞职的校长，而背后最有力的声音，正是香港大学学生会。“敢把校长拉下马”，难怪有人用“牛哄哄”来形容香港高校学生会。

在教育界人士看来，香港高校“学生自治”的底气源自学生会的独立性。据了解，香港高校的学生会是在香港警务处注册的独立社会团体。从法定地位上来说，学生会与大学是平行的组织，不存在隶属关系。

“学生会自治的理念就是独立，包括精神独立、机构独立、财政独立，而成员全部由学生普选选出。”其中，财政独立是一个重要方面，过多接受学校或政府拨款显然会受制于人。有及于此，香港高校学生会借鉴企业经营模式，力求自给自足。

香港各高校内，学生会都有自己的办公地方和产业，每年有会费收入和各类捐款，学生会下属的产业包括影印社、合作社等也会带来营业收入。以香港大学学生会为例，每名学生每年会费140港元，每年会费收入约180万港元，加上企业经营收入、原有资产储备和各类捐款，粗粗估计，港大学生会的资产总额达数百万港元。“财政实力雄厚，组织就足够独立，学生会也更能彻底纯粹的贯彻其自治理念和目标。”有业内人士说。

“内地高校的学生参与治校，首先要解决学生组织的代表性和多元化，其次要提高学生的民主能力和参与途径，当然也要提高效率。”周庆安归纳说，“先从自我管理开始，从学生事务的自治，到教学科研的参与，然后是校园管理和学校发展工作的参与。在尊重学生的独立自主性的基础上，推动校园管理的民主化和多元化。”

（实习生杨昊参与采写）

编辑：黄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