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有什么功用？这是许多史学工作者经常思索的一个问题。关于史学的功用，众说纷纭，但有两个方面应该是最基本的，这就是“求真”与“向善”。

史学作为研究历史的一门学问，其存在当然以历史的存在为前提。历史是客观存在的，如何认识已经消逝又具有客观性的历史，是史学的首要任务。因此，“求真”是史学的基本功用。正如李大钊所说，“凡学都所以求真，而历史为尤然。”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主要是以“符号”形态存在的，我们认识历史通常是通过对历史记载、遗迹、遗物等一系列“符号”内涵的分析与综合而接近历史本来的面貌。在“求真”的过程中，史学工作者像是历史之谜的“侦探”，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才能求得真相。

“求真”固然重要，但史学仅仅停留在“求真”层次上是不够的，还必须发挥另一功用，即“向善”。我们经常说“以史为鉴”，这个“鉴”的过程就包含着价值判断，要为现实提供“向善”的指导。如果史学丧失了价值判断，不能为现实提供“向善”的指导，其功用无疑会大打折扣。在这方面，古代史学家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我国史学一直有知古鉴今、惩恶扬善的传统。孟子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作为经典的史学著作，《春秋》的这一巨大功用，就来自书中那种立场分明的道德评判倾向，体现了史学“向善”的力量。西方史学也是如此。古罗马史学家李维之所以要撰写142卷的《建城以来史》，就是要通过反映先辈创业之艰来激励人们的爱国热忱，其境界着眼于整个罗马国家的存亡。

史学的“求真”与“向善”有着内在的联系，“求真”是“向善”的基础，“向善”是“求真”的升华。过去，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由于过于强调史学的客观性，史学在某种程度上成了考据学，史料就是史学，史学的“向善”功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现在，虽然“史料说”逐渐失去市场，但消解历史意义的风潮仍十分盛行。这其实是一种价值虚无主义。须知，在一定意义上，史学是一种意识形态。正如西方史学家所说的，“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历史学最终要阐明的论题是人类的意识”。大而言之，史学承载着传承民族精神、民族价值观的重要使命，是塑造民族魂的重要载体。“向善”应该是史学不可或缺的功用。

强调史学“向善”的功用，需要防止一种倾向——任意打扮历史。在历史研究中，我们不能为了“向善”而随意裁剪史料，更不能歪曲历史事实。尊重历史事实乃史学的首要前提，同时也是价值判断的基础。只有处理好“求真”与“向善”的关系，史学才能呈现科学性和人文性的双重品格。

编辑：黄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