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曾有一度，我们为大学固守“象牙塔”而忧虑，然而今天，当大学向社会张开怀抱，不再脱离现实生活的时候，一些社会风气的侵扰又让我们对大学的应有之义进行再度探寻。温儒敏教授用朴实生动的语言，从大学学术和人才培养的角度对大学应回归其本义的思考，值得我们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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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正确认识和坚持大学的“本义”，不在本科教育这个“大盘子”上下功夫，只想投点钱立竿见影就出成果出人才，那么所谓“创新人才”也只是泡影

大学的本义是培养人才,本科生的培养，是整个大学教育的基础。这个年龄段学生正在迈入成年，处于人生的黄金时段，他们的人生观、世界观，学业兴趣、知识结构和未来的发展方向，主要都在这个时期确立。一个受过系统教育的人能否形成健全的人格心理，能否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和不断完善自我的行为模式，能否具备日后事业发展或者进入科学研究所需要的基本知识和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本科阶段。所以从人才培养的角度看，在各个阶段教育中，本科无疑是最重要的。相对于以专业性为主的研究生教育，本科教育更具基础性，是全人教育、通识教育基础上的专业教育，学科规模要求要更完善，师资和其他方面教育投资也要更多，需要各方面工作配合，需要相当的学术积累和“小环境气候”，整体而言其教育成本更高，而“成效”显现的难度也更大。一个专业如果有一两个学术实力强的老师，有相应的教学条件，又招到潜质好的硕士或博士生，几年功夫写出好的论文，或者争取到重要的项目，是不难办到的。但要把某个本科院系办好，学生中能培养出一些优秀的人才，需要很多学术积累，短期内就很难做到。某个杰出的人才出自哪所大学，人们一般更注重其本科，而不是研究生。一所大学得到过哪些奖励，有多少论文，有过什么项目？人们也许并不记得，但哪个杰出人才出自哪所大学哪个院系，大家还是一目了然。所以，本科教学应当是衡量一个大学水平的核心标准。

问题是这个道理现在被普遍忽视了。浮躁的好大喜功的心理，让许多大学管理者眼睛全都朝上看，他们全都希望得到更多的博士点、重点学科和项目，争来争去，多数大学都可以培养研究生甚至有博士点了，大学的精力几乎都放到博士点和科研项目上，本科教学就越来越不被重视，结果博士硕士越招越多，“萝卜快了不洗泥”，以数量对质量，培养水平下降是不争的事实。本科呢，说是通识教育，其实老师的心思大都在争取科研数据上，很少有人关心大学生的培养。大学的“本义”就这样放弃了。现在总在喊“创新人才”培养，如果不正确认识和坚持大学的“本义”，不在本科教育这个“大盘子”上下功夫，只想投点钱立竿见影就出成果出人才，那么所谓“创新人才”也只是泡影罢了。

怎么才能让大学急功近利的风气有所转变，来重视本科教育呢？关键是教育管理和学术管理部门必须改革现有评价体系，不以论文、项目数量定高下，不搞一刀切，让重视本科教育、有特色的学校和院系有前景，有成就感，得到好处。这个问题已经吵吵多年，我们有必要认真反省，下决心推进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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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正被所谓的“评审文化”裹挟，将学术评价顺乎“人情”。你好我好大家好，过日子是不错的，可是做学问就会觉得没有意思

20年前，硕士或博士论文评审是非常认真的，那时评审制度并不像现在这样严格，主要靠老师们的自觉。那时多数教授对学术的尊严都还有敬畏之心，不敢轻易“放水”。记得1981年我在北大中文系硕士毕业，全系十九位同学，答辩没有通过的就有3位。答辩会上真刀真枪的批评和争辩，是正常的。那时期的学位论文整体水平都很高，原因之一是有严格的评审把关。

而现在虽然都有评审制度，例如博士论文匿名评审，但往往形同虚设。有些学校的博士论文提供外审，评审者的名单可能就是指导教师自己指定，都是请一些“好说话”的同道者，而被邀请评审专家，也全明白是谁指导的论文，心照不宣，只能说些对论文恭维的话，极少会有质量太差而被卡住的。这一关就虚设了。到了第二关，进入论文答辩，这回是和导师面对面了，更是客客气气，即使有批评，也是“小骂大帮忙”，很少有人敢坚持原则，给不合格论文投反对票的。一些老师认为答辩其实是给人帮忙，如果你坚持原则，对不合格论文投了反对票，或者批评意见太厉害，怕是以后自己学生的答辩也就“吃亏”。只好是将学术评价顺乎“人情”，你好我好大家好。结果呢，极少有博士论文在评审和答辩时不予通过的。评审制度就摆在那里，参加评审的专家也可能是有学问的，可是大家都受这种顺乎“人情”的风气制约，即使面对很差的论文，最终也还是让它通过。专家只能随大流，如果在学问上较劲，反而显得不合时宜，以至于谁在学问上认真，邀请他评审的也就愈少。而学生呢，看到所谓评审答辩就那么回事，对学术的尊严感也就荡然无存。这就是所谓“评审文化”吧。

其实不只是学位论文评审，在其他方面如教学评审、项目评审、职称评审，等等，大同小异，都被这种“评审文化”裹挟。

在这种充满调和折中的“评审文化”氛围中，再好的制度，也是虚设的。有没有办法从制度上抑制一下这种不良风气呢？你好我好大家好，过日子是不错的，可是做学问就会觉得没有意思了。不久前读到北大何怀宏先生的文章《知识分子，以独立为第一义》，呼唤对知识的探寻与守护，类似的提醒已经很多，现在读来仍然颇有感触。这些年许多读书人都很推崇陈寅恪式的“独立精神”，可是独立性在哪里？只在反叛现实权势话语的想象中吗？或者只在“愤青式”的痛快文章里？在本来自己完全可以“独立”的空间里，我们是否又都放弃了必须的“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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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观、世界观的培养，本来是大学教育的题中应有之义，甚至比知识获取更加重要，但人们为谋生而学习的势利观念正在挖空大学文化的基石

和五六十年代比，甚至和改革开放之初的大学生比，现在的大学生都显得过于世故、精明。可以说现今有“四大主义”流行，包括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庸俗的现实主义，充斥着许多大学校园。为什么？当然跟整个大气候大环境有关，但从学校教育方面检讨，也有直接的原因。

为什么上大学？入学教育可能也把一些大道理讲得头头是道，可实际上办学的理念却是实用主义的，这不能不影响到学生的成长。我到南方一所大学讲学，一位大一的学生就向我抱怨：他们进大学第一堂课，竟然是“就业办”的老师给上的，讲的就是如何准备找工作。这个同学说，天呀，在中学被高考(微博)逼得喘不过气来，好容易上了大学，马上又有就业的压力！这位同学的抱怨，值得我们大学的管理者深思。尽管大学生就业也的确是大问题，学校不能不管，但大学教育全都受控于“就业”的指标与需求，也就失去了大学教育的本义。在这种完全讲实用讲实利的气氛之下，理想主义哪有存身之地？

还有，我们多年所注重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陈旧，方法生硬，不能针对现实问题回答学生的疑惑，更难以帮助学生树立远大理想。课上学的，课下可能马上就给低俗的空气所解构颠覆了。要求学生了解国家民族的历史与现状，进行爱国主义的教育，是必须的。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向学生进行核心价值观教育，也是必须的。但不能是生硬的、强制的“灌输”，不能是高头讲章的，脱离现实的，必须充分考虑新一代学生接受的可行性。

更重要的是，教育还需增加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分量和内容，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精神滋养。人生观和世界观，决定人对整个人生意义和世界价值的基本看法，包括人生的意义、真善美、生与死的本质、人与自然、人性与社会性、社会公平的准则、伦理道德的底线，等等，这些问题都是本源性的，牵涉到对人生社会的基本看法，有的还富于哲学含义，涉及终极关怀。对这些本源性问题的探讨与摸索，也就导向人生观、世界观的确立，可能从根本上决定人一生的追求及其思想行为模式。这种人生观、世界观的培养，本来是大学教育的题中应有之义，甚至比知识获取更加重要。我们应当好好反省我们的思想教育，想办法增加思想教育的实效，大力加强学生人生观世界观的教育。也许我们不能改变整个社会风尚，但起码大学应当有些理想，有些追求，能多少承担精神高地的责任。

（作者系著名学者，山东大学特聘文科一级教授，曾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

（编辑：黄先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