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读者在查阅全国图书馆联合目录。（国家图书馆供图）

联合编目系统示意图

汉丝教授的惊喜

眼前的情景，让赫丽·汉丝（Holly Hanson）全然没有想到。

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目录厅，友人只简单地输入了“非洲”主题词，2157条相关信息，一下跃上屏幕。

英文信息汉丝看起来没有障碍，那些内容让她非常感兴趣。汉丝教授是美国曼荷莲学院历史系主任，非洲问题专家。此次来中国社科院宗教所、西非亚洲所讲学，应朋友之邀来国家图书馆是意外的收获。

“英文编目中，除了美国图书馆系统中关于非洲动物、植物、艺术、文化等图书资料信息外，我看到，欧美学者所著非洲问题的经典著作，相当一部分已经译成中文。还有相当一部分资料是美国图书馆没有的，如中国政府与非洲关系、中非论坛论集、关于非洲民主化的专访、中非投资状况分析等资讯。”

世界繁荣与公平问题是汉丝研究的重点。目录中，一本中国对外贸易机构编撰的《外派劳务人员必读·非洲地区》引起她的注意。她还注意到，一些非洲国家在中国的留学生发表的博士、硕士论文，也在目录中。

“中国关于中非关系的记载，竟始自郑和下西洋时代，这样的完整，令人吃惊。今天中国政府对非洲的政策，为我研究世界繁荣与公平，提供了很好的例证。回美国后，我会请在曼荷莲学院的中国学生关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对非洲的援助，这历史值得记录。”汉丝说。

汉丝面前的屏幕，只是全国图书馆联合编目中心数据库的小小窗口。

目前，联合编目中心数据库中外文书目数据总量已达919万余条，其中中文书目数据600万余条，涵盖图书、期刊、报纸、学位论文、音像资料、电子资源、缩微品等多种文献类型、多种载体形式；外文书目数据319万余条，涵盖英文、俄文、日文、德文、法文、韩文、阿拉伯文等80余个语种；联合馆藏总量已达2507余万条，覆盖了60余家图书馆或地区性联合目录（其中副省级以上公共图书馆46家）。

截至今年5月，“中心”的直接服务用户数已达1818家，其中成员馆1336家，分中心25个，通过分中心、书商、出版社用户间接服务的机构超过了1500家，服务覆盖全国，其中黑龙江、辽宁、天津、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海南、陕西、新疆等地区基本覆盖到县级以上公共图书馆。

文献编目：读者泛舟书海的桨橹

图书馆是书的海洋，读者泛舟书海，凭借的桨橹，就是文献编目。

编目就是按照一定的标准和规则，给每一本书（文献）做一张名片，上面有详细的“身份信息档案”，不仅记录下书（文献）的书名、作者、版本等外部特征，还要对书的学科领域等内容特征进行分析、选择、描述，并予以记录揭示。图书馆依托文献编目，使无序的信息有序化、相同的信息标准化、有序的信息易用化。可以说，编目是文献流入图书馆后，服务读者前必须进行的基础工作。正如图书馆学界的老前辈施廷镛先生所说：“书目之于图书，犹利济之舟航也。故欲图书馆克著其效，关于书目之纂辑，不可不求其周备。”

我国典籍丰富，编目传统悠久。殷商时代（公元前1600～公元前1046年）就“有册有典”，各朝官府机构或民间文献藏家编撰的书目、艺文志就反映出我国古代的图书概貌。汉代的《汉书·艺文志》是我国现存距今最早具有国家书目性质的文献，清代的《四库全书总目》可谓达到了中国古代官修书目的巅峰。中国辛亥革命以后，西学东渐，新知识、新著作、新型出版物日益增多，特别是现代图书馆的兴起，图书书目的职能也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向为大众报道文献、揭示文献进而查找文献、获取文献的作用迅速演化。

我国近现代图书馆联合编目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上世纪20～30年代，当时的国立北平图书馆已开展为全国图书馆编制、印刷编目卡片的工作，这一时期，反映多个图书馆馆藏的联合目录应运而生。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50～60年代，我国图书馆联合编目工作发展迅速，硕果累累。1958年在全国中心图书馆委员会下成立了全国图书联合目录编辑组，这是我国第一个全国性联合目录编辑机构。由其组织出版的《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全国西文期刊联合目录》《全国俄文期刊联合目录》《全国日文期刊联合目录》《中国古农书联合目录》《中医图书联合目录》等都已成为图书馆界、学术界必备的重要参考书目。

计算机与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将文献编目从各自为战的手工操作中解放出来，机读化、网络化、标准化、集成化成为新潮流。国家图书馆作为国家总书库，国家书目中心，自觉地担负起为图书馆系统提供服务支撑、引领业界实现图书馆价值再造、增强行业话语权的职责。1995年初，由文化部、国家图书馆（时称北京图书馆）牵头组织，上海图书馆、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深圳图书馆开始了“中国国家书目回溯数据库（1949—1987）”项目研制。这是文化部承担的第一个国家级重点科研项目。该数据库包含40余万种正式出版和部分资料性中文图书的书目数据，是当时国内最大的中文图书书目数据库。它的研制成功，为实现资源共享、联机联合编目打下了坚实的理论、技术和数据基础。1997年10月，以国家图书馆“全国图书馆联合编目中心”（以下简称“中心”）成立为标志，开启了我国图书馆联合编目、资源共享的新时期。

静悄悄的革命

在图书馆目录厅查阅书目卡片，在十多年前，还是每一个到图书馆的读者首先要做的、再熟悉不过的事情。

如今，即使你在边陲哨卡，只要你轻触手机，即可查找到所需文献的图书馆收藏情况，并可选择距离自己最近的图书馆进行到馆阅览或在线浏览，分享信息服务的零距离。

此时你享受的，是联合目录建设成果在掌上国图、文津搜索和中国国家书目门户等面向全社会的数字图书馆服务平台的广泛应用。

“联合目录建设带来的变化是革命性的。”国家图书馆副馆长陈力的评价一语中的。

“联合编目使一个图书馆的信息，延伸为全世界图书馆、读者共享的信息。”陈力说出第一个依据。

在世界最大的图书馆合作会员制组织OCLC（Online Computer Library Center）多次叩门之后，国家图书馆于2008年正式与其签署数据合作协议，将近230万条中文书目数据进行格式转换并上传至OCLC的WorldCat资源共享网络中，极大的便利了海外用户对中文文献的发现、获取。开通资源共享服务后第一天，国家图书馆馆际互借中心的国际互借量就达到了11次，为历史上从未有过。当年，国家图书馆馆际互借中心的国际互借量由上一年的744次增至1932次。“把中国介绍给世界，把服务提供给世界，通过OCLC，我们的愿望正在实现。”

2012年，国家图书馆借助联合目录平台，推出了立体化展示书目、书影、目次和全文链接等出版物信息的中国国家书目门户（2011），全面集中展示我国2011年全部出版物的全貌，并以更加贴近读者的检索习惯，提供一站式服务。

“联合编目在技术手段上实现了对传统编目的颠覆。”陈力的第二个依据也很过硬。曾经，许多基层图书馆，尤其是中西部县级图书馆，因经费紧张、专业人才匮乏，文献到馆后无法及时编目，严重制约了数量众多且离群众最近的公共图书馆向公众提供公共文化服务。

联合编目建设使“一次输入、多次使用；一家编目、大家利用”成为现实。多家基层图书馆利用“中心”免费提供的数据在较短时间内保障了新馆开馆。“中心—分中心—成员馆”的组织架构，使“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互利互惠”得到充分体现。更多的基层图书馆利用“中心”免费提供的数据节约了编目经费，缩短了新书上架时间，提升了服务能力和服务效率。2011年1月1日起，“中心”加大公益性服务力度，面向各类非盈利性机构免费提供书目数据服务，服务辐射范围不断扩大。图书馆工作人员只要在互联网上轻点鼠标就可以免费下载书目数据，再给文献贴上书标、盖上馆藏章就可直接为读者提供阅览服务。仅2012年，“中心”新增数据量达76万条，年数据下载量突破了569万条。

联合编目真正实现了图书馆全行业的社会成本最小化、社会效益最大化。

“联合编目正在实现图书馆人的一个美丽愿景，通过图书馆合作将人们和知识连接在一起。”陈力的第三个理由让人鼓舞。

在将人们和知识连接在一起的努力中，编目员做的是最基础的工作。联编中心主任毛雅君说：“把看似不同名的一个人的所有作品汇集起来，把同名的不同人的作品区分开来，把同一个机构不同时期的名称形式下的文献汇集起来，把不同机构相同名字下的文献区分开来，这体现了编目员的智力劳动。比如说，碰到一条题名为《走到镜子里》的书目，通过查阅相关资料，我们发现其更为读者所熟知的作品名称是《爱丽丝镜中奇遇记》，因而在完善数据时，会为它增加统一题名信息《爱丽丝镜中奇遇记》，为读者找到这本书提供新的检索点。”

全国成千上万的编目员，为书目联编呕心沥血。凝聚着他们心血的“名称规范库”、“主题规范库”，通过规范控制努力揭示多版本、多载体文献、原著译著等文献之间内在关联，在将馆藏呈现为知识体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编织出的是一张巨大的、无限的知识信息网。这张网不是虚拟的，而是基于图书馆所有实体馆藏。在这张网上搜索，查全率、查准率远远高出其他搜索引擎。

全国图书馆联合编目系统作为国家数字图书馆工程子项目，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通过广泛征集全国骨干成员馆的馆藏信息，“中心”完成了全国图书馆联合目录的基础构建，服务对象拓展到图书馆、出版社、书商、政府机构和个性化读者。跨行业、跨系统、跨区域的网络合作正在形成。借助联合编目平台，图书馆可统计分析文献的分藏与利用，实现图书馆间的协调采购、合理布局；出版机构可依据出版趋势及市场情况，策划选题；咨询服务机构在分析各种资讯的基础上，为政府机构提供咨询服务。

图书馆进入数字时代，应运而生的全国图书馆联合编目中心成为第一批公益性资源共建共享机构之一。加快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消除信息获取不平等，实施文化走出去……在扑面而来的时代使命面前，全国图书馆联合编目中心的回答是：不辱使命。

（编辑：黄先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