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人：王 蒙

我们的“中国梦”里包含着文化梦，那就是我们中华民族应该在文化上有更多更高更出彩的文化人才与文化成果。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迅猛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应该有与时俱进的哲学、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新论点新贡献，我们应该有更多的科学家、工程家、企业家、文学家、艺术家，我们应该有更高端、更富有文化含量和学术含量的出版物，而不是一大堆鄙陋的八卦与破碎的段子。

文化的凝聚力与影响力：中国梦是个人的，也是民族和国家的

最近有不少朋友问我：你怎样理解“中国梦”？

我告诉他们：中国人要有自己的追求与理念，要有自己的前瞻与预见——这是我最初听到“中国梦”这个提法时的第一反应。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与变化，我们的政治化、理想化、战斗化的思想方法与生活方式，渐渐走向务实，走向富有建设性的脚踏实地的思路。建设小康社会的提法，与过去的许多浪漫激越的说法相比较，已经实际得多了。小平同志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精髓是实事求是。与此同时，我们仍然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中国梦”的提出当然不是偶然的。

“中国梦”可以是个人的，也可以是民族的、国家的，可以是近期的，也可以是较长期的。“中国梦”应该是更加公平的，不是“拼爹”的。人人都可以有自己的“中国梦”，人人都可以实现自己的“中国梦”。

那为什么会在今天提出“中国梦”的目标呢？我想，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集聚精力的和平建设，我们在物质上已经大为丰富、大为强劲了，同时，思想活跃，利益与见解的多元性日益明显，而我们在精神上，包括理论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文化建设上，有滞后的困扰。与延安时期、井冈山时期、新中国早些时期的革命理想主义相比，有人说中国人没有理想信念了，只相信金钱了。此时提出“中国梦”，会起到一个令全社会重视理想教育、前瞻教育的作用。就是说在经济迅速发展、务实精神占据优势的同时，人们看到了精神层面的涣散、鄙俗、恶化的危险。在这个时候提出要树立一种追求与梦想，是有它的针对性的。

琢磨“中国梦”三个字，你会发现，这个说法非常朴实明快、易于普及。向全社会提出一个口号，既要鲜明，又要易于接受、推广与记忆。我们曾有许多好的说法，因表达得过于繁复，记起来费劲，从接受学的原理来说，有一些令人惋惜。“中国梦”的提法，具有开放性、世界性、前瞻性，可以说，这是一个更加积极、更加现代的说法。“中国梦”的提法让人们看到前景，有助于激发动员正能量。这个梦，不能空想，需要我们既要有改革开放发展的胆略，还要脚踏实地、求真务实地工作。

实际上，今天的“中国梦”和中国人过去的梦想是紧密相连的。任何民族的文化中，都包含着人们的追求、理念、向往、愿景、直到信仰。而正是这些东西，构成了这个民族的精神支柱、精神能量和精神生活的范式。拿我们中华民族来说，早在先秦时期就形成了对于大同世界的向往，《礼记·礼运·大同》篇中所讲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这奠定了我们的“中国梦”的渊源与基础。二十世纪的中国有识之士选择了社会主义理想，是与我们的大同梦有密切关系的。孔子对于仁政的鼓吹，孟子对于“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推崇，老子的“无为而治”……这些都对于中华民族成员的文化心理与价值观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至今，我们中国（包括港澳台），仍然延伸着过往的传统，对于以德治国，对于古道热肠的行事方式与价值追求，有相当的认同，而对于纵欲贪腐、强梁霸权与绝对化的恶性竞争，普遍会深恶痛绝。当我们谈论“中国梦”的时候，当然不能忽略我们的已经深入人心的文化传统，同时也不可将这些理念停留在旧时原始命题的阶段。

现在，很多人都在思考，在网络时代，如何让更多的人聚集在“中国梦”的旗帜下？我认为，这是一门艺术，也是当务之急。

早在党的十七大上，中央已经提出了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的问题，这个问题提得非常重要、非常及时，一些年过去了，我们这方面的工作应该说还有大大改善的空间。一是要敢于善于解疑释惑。面对各种挑战，面对各种不同的说法，面对情况复杂的现实纷争歧义，面对曲折丰富的历史经验教训，要回应挑战，正视难点，探讨争论，而不是忌讳捂严，避之唯恐不及。回避的办法，绕开的办法，只能奏效于一时，却会贻害长久。二是要集思广益，开诚布公，百家争鸣，鼓励创见，营造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繁荣昌盛局面。要提高人文社科方面的自信与理论创新的自觉，反对照抄照转、空泛号召、呆板僵化、空头理论、畏首畏尾。三是要生动活泼，联系实际，提倡想象力与立体思维，即从多方面多角度探讨我们面临的所谓敏感理论课题。要知道，理论问题的特点是越回避越敏感，越敏感就越复杂难办。四是要充分认识文化的人民性与长期性。文化如水，润物无声，让一种文化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或者要消除一种年头久远的文化陋习，都不是轻而易举之事，更不是靠行政力量能够办到之事。我们过去文化上提出的一些口号，有时偏高偏急偏大，工作得不到所期盼的效果。我们在这方面要更加重视人民群众的创造与心意，汲取人民的智慧与表达方式，让各种声音都在“中国梦”的领唱下聚集起来。五是要把中国梦所代表的主流意识形态，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及世界的一切先进文化资源结合起来，要扩展与深化我们的文化精神的传播力。

在某种意义上，文化决定生活的质量与族群的命运。一个有实事求是的科学之心、无哗众取宠虚矫之意的民族，一个面对现实、诚信刚正而不自欺欺人藏头露尾的民族，一个善意理性、重在建设，而不是动辄搞文化爆破、夸张吹牛、谩骂诅咒的族群，是有希望的，是前途光明的，是永远不会被开除球籍的。

文化工作，是一件人心工程，人心的向背决定社会是否稳定和谐，人心的稳定才是一切和谐稳定的基础。这方面毛泽东同志早就说过，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如果在我们的文化生活当中看不到群众利益、群众需要也包括群众的艰难困苦的一切真实反映，就难以取得群众的认同与我们希望得到的效果。无关群众痛痒的文化活动与文化产品，只想着搞笑搞乐，只想着恶搞解构，只想着利润的最大化，这样的文化，弄不好是文化的萎靡甚至堕落。虽然某些搞笑的、平庸的文化艺术作品也可以有它存在的位置，但是不能听任它们爆炸膨胀，充斥我们的生活。任何民族都更需要有承载教化深意、富有文化含量的较高层次的艺术作品。请比较一下我国的电影与伊朗的影片《小鞋子》《一次别离》吧，观众自会得出结论。

文化环境与国民心态：我们的国民不仅要能买得起高级奢侈品，更要有足以与中国文化相匹配的气质

说文化的“中国梦”，就绕不开文化“软实力”。软实力不软，它蕴含着巨大力量。

文化道德是一种品质，它是无形的、轻柔的，然而是有效的，这就是一种力量。它的品质与有效性是指：一种文化，必须能够为接受这种文化的族群与个人带来更高的生活质量，它应该是通向真理，通向科学、艺术、道德、智慧、健康、和谐与幸福的桥梁而不是相反，即不能是通向迷信、愚蠢、偏执、仇恨、霸权、排他、剥削与压迫的。它是以人为本的，给人以希望与幸福的。毛泽东同志说，我们中华民族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确实，我们现在国力强了，经济科技发达了，我们还会更加强大。但是我还希望，我们的国民不仅仅能买得起LV箱包等高级奢侈品，更要有诚信的品质、良好的举止、文明的修养，有足以与中国文化相匹配的气质，我们的青年应该热爱、珍重至少是知道中国的与世界的文化珍品，而不是说什么“经典让他们死活读不下去”。如果能有这样的文明程度，中国人就更受人尊敬了。

因此，在追求“中国梦”的过程中，中国人在文化修养、道德品位等诸方面也应该同时有更大的提高。

文化环境与人的精神状态有极其重要的关系。在一个愚昧陋习充斥的国家是实现不了“中国梦”的。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对于读书学习的提倡不遗余力。我们提倡的读书学习带有一种对于知识与知识的拥有者——圣贤的崇敬，所谓焚香沐浴，明窗净几，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深处意气平。这样虔敬与刻苦的读书学习，自然会消除许多令当代国人深为忧虑的浮躁、乖戾、鄙俗、凶恶之气。当然，我们所期待的这种阅读与学习，与触屏时代的网上浏览也就拉开距离了。

说到这里，我还想谈谈文化的认同与对民族国家的认同的关系。文化的认同是基础。中华文化的基本理念是对于道德的追求，对于礼（行为举止规范）义（义理，人际道理原则）的追求，对于道或仁的追求，这些是一通百通的根本概念，这种追求就是我们说的理想，也可以说是整体的文化走向。它所主张的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它所敬重的古道热肠、敬天积善、崇文尚礼、忠厚仁义、中庸和谐、勤俭重农、乐生进取等等，正是古代的“中国梦”。它更看重美善，而不是分辨真伪，它更看重和谐，而不是竞争。（顺便说一下，现在有人将“礼义之邦”，写成“礼仪之邦”，这是完全错误的。礼义指的是规范与道理，而礼仪偏于形式。）这样的文化环境有利于族群的凝聚、社会的秩序、生活的合理、文化的传承，但也有不利于生产力与科技发展的问题。对于人际关系的偏于理想的说法，也常常因说与做的脱节而显出颓势。不必多说，只读读《红楼梦》，就知道中华旧文化已经面临的危机，而“五四”运动的发生绝非偶然，绝对有其历史的必然性。

问题在于发展、创新、平衡与整合：与时俱进一定要与继承与发展中华传统文化结合起来；自强不息，投身于全球化的发展与竞争，要与在人民中积淀久远的仁义忠厚之梦结合起来；在当今时代，一个确定的目标的追求，要与多样性的认知、对于多元世界的理解与开拓进取、多谋善断、胜任愉快结合起来；要让每个人的“中国梦”与全体中国人共同的“中国梦”结合起来。要让“中国梦”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

中国梦与文化梦：我们应该有高端文化成果而不是一大堆破碎的段子

我们的“中国梦”里包含着文化梦，那就是我们中华民族应该在文化上有更多更高更出彩的文化人才与文化成果。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迅猛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应该有与时俱进的哲学、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新论点新贡献，我们应该有更多的科学家、工程家、企业家、文学家、艺术家，我们应该有更高端、更富有文化含量和学术含量的出版物，而不是一大堆鄙陋的八卦与破碎的段子。

人民是文化的主体，而文化的高端部分，则是从广大人民创造的文化沃土中生长出来的参天大树与奇花异草。人民中的精英，人民中的文化巨人与人才所体现所贡献的精彩果实，代表了文化的追求与走向，文化的思想、理论、创造力、想象力，精神活动的广度深度与精微程度，以至于整个社会生活的质量与品味，抗逆性、适应性、开放性与自我更新的能力。衡量一个国家的文化，是“看高不看低”，例如，谈到中国的诗歌，李白与杜甫二人的重要性胜过了一千个二三流诗人。而一部《红楼梦》，其重要性胜过了我国数千年来二三流小说的总和。当然这些精英文化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深植于大众文化的土壤中。

所以英谚云：宁可失去英伦三岛，不可失去莎士比亚。原因在于，莎士比亚代表的英国文化，是英国的人心，英国的品性与风格，英国人的骄傲与向心力，这正是理由与根基。反过来说，一个国家、民族、地域的文化完了，有之不多，无之不少，这个国家就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了。

最近有记者采访问道：“作为一个文化人，你对实现‘中国梦’过程中文化事业有什么期待？”

对于这个问题，我想先举个例子：您到巴黎的先贤祠看看，伏尔泰、巴尔扎克、司汤达、卢梭、雨果、左拉、贝托洛、饶勒斯、柏辽兹、马尔罗、居里夫妇、大仲马等。先贤祠展示的72位法兰西人物中，除了11人是政治家，其他都是作家、哲学家、科学家、经济学家等，这样的阵容当然让人肃然起敬。我们的伟大祖国，文明古国，当然也有自己光耀千古的先贤，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快要65周年了，应该拿出怎样的阵容展示给世界呢？我们能不深思吗？我们喜欢讲科技兴国、人才兴国。现在，从人口数量上来说，中国是世界第一，从人才质地与阵容上来说，我们不敢夸口。

我希望，我国不但要有科学与工程学方面的院士，而且要有，更要有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以及文学艺术方面的院士。有一种说法，后者的政治性时效性太强，无法评选，这就等于承认我们这里的人文科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方面没有专业性学术性，没有学理的与艺术创造的水准与尊严。我们一定要敢于面对这个问题，否则等于自己失去了信心，你又怎么去凝聚人心，实现“中国梦”呢？

我还希望，在文化生成与发展上，摒弃一切急功近利的说法做法。我们能做的是文化政策、文化投入、文化硬件建设、文化事业规划与文化口号的提出，我们也可以做到发展文化产业与文化市场，兴办与提供文化服务，但政策、口号、事业、产业都不过是文化的平台，并不就等于文化的全部。文化是骨子里的东西。一切文化倡导与建设，都要经过人民群众与历史的筛选，一切文化口号与目标，都要经受人类学文化学与文化史本身的客观规律的检验。一些东西存留下来了，发扬光大了，传之千古了，另一些虽然一时搞得动静很大，气势很盛，却可能被历史的河流冲刷得无影无迹。

真正的文化繁荣发展前进，深植于人民心中，深植于人民的日常活动中，深植于人心所向中。但它们更是表现在高端，看你有没有代表民族文化的制高点，有没有大创作、大发明，有没有不光票房高而且质地好的文化思想与文学艺术成品，有没有真正高端的教育科研成果，有没有不光能挣码洋而且可引以为自豪的出版物。要达到这个境界，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正像实现我们的“中国梦”一样，还需要不懈努力。

（王蒙，著名作家、文化学者。1934年10月生，河北南皮人。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曾任文化部部长、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主任、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人民文学》主编、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等职。）

编辑：黄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