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学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可是成都女孩玲玲(化名)一点也没有去心仪大学上学的兴奋劲儿。由于父亲反对她上大学,从接到通知书那天开始,玲玲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向父亲提出“我想上大学”的请求,但每次得到的回应都一样:“读大学没啥子用。”
9月2日,事情经媒体曝光之后稍现转机。已有好心人联系玲玲,愿意资助她上完大学。不过,事件所激起的涟漪并未消散。摆在玲玲面前的,是如何独自坚持完成大学学业。摆在社会面前的,则是日渐突出的放弃报考、放弃填志愿、放弃报到等高考“三放弃”现象,及对上大学到底有没有用的反思。
上大学是“失败的投资”吗
玲玲老家在川北的一个小山村,父母及所有亲戚都是农民出身,父母都只读完小学就出来做小生意。5年前,玲玲家从川北搬到成都,父亲全款买下一套房再加一个小门面,靠这个门面做点小生意。
“我们家的家庭条件不错,并不缺上大学的钱。”玲玲说,缺的是父亲对她上大学的信心和支持。
玲玲父亲把上大学比喻成“注定会失败的投资”。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大学学费加上生活费至少得8万元,如果高中毕业就出来打工,4年至少可以赚8万元,这样一来一去就相当于16万元。玲玲父亲表示:“这16万元,要是用来投资,都可以当作买房的首付,做点生意,启动资金也够了。可是拿去上大学,毕业之后不一定找得到好工作,找到工作每月也只能赚个两三千块钱,咋算都划不来。”
“这位父亲的逻辑并不高明。很多家长都盼着孩子能上大学,读大学是一种长远的投资。”成都一位大学生家长顾勇说,在他看来,玲玲父亲的做法是不妥当的。他只看到了眼前的经济利益,而忽略了女儿未来发展的长远利益。
西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师李东平也表示,大学的价值不能简单用“有用和无用”来衡量。一些人认为如果读了大学不能带来好处和实惠,那么读大学就无用,这是一种工具化的理解。通过大学的教育,个人的知识体系、素养以及眼界会更加完善和开阔。
这也正是玲玲的追求,她说:“只有读大学,才能让自己更有修养、更有层次。我不想成为只会做小生意的农村人,不想过父亲那样的生活,思想封闭,没有精神追求。”
不过,这些说法无法撼动倔强的父亲。父亲甚至撂下一句狠话:“反正我是不出钱的,就算你自己找到学费、生活费,只要你去读了大学,我以后再也不管你。”
对于父亲的固执,玲玲自己也曾认真分析过原因。一是从父亲的个人经历看,他只有小学文化,从农村到城里做点小生意,赚点小钱,目前过得不错;二是家里所有亲戚的孩子,基本都是初中毕业就去学美容、美发等技能,然后开个小店,也能谋生;三是现在有些大学生毕业后没找到理想的工作,父亲更加认为读书没什么用。
“但我不会放弃,上大学是我的梦想,知识学得多,一定是有用的。”玲玲说,眼下最要紧的是筹齐上大学的第一笔学费,以后自己会采取半工半读的方式解决余下的学费。
百万学生弃考的推测是否科学严谨
玲玲的故事虽然极端,却并非个案。
自2009年以来,社会上、媒体上关于高考弃考、考上大学弃读的报道和讨论屡见不鲜,媒体将之形容成为高考“三放弃”现象:
第一类是放弃高考报名或者考试。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曾在2010年对比各地高三学籍人数与高考报名人数之后作出测算,当年全国大约有80万名学生弃考。此后,弃考人数以每年接近10万人的速度在增加,2013年全国弃考学生大约有100万人。
第二类是放弃填报志愿。当高考成绩出来之后,很多学生因自己成绩不理想而放弃填报志愿,选择复读,或者直接进入社会打工赚钱。据媒体报道,每年这样做的学生不在少数。
第三类是放弃报到,正如玲玲可能出现的情况。麦可思对2013年被本科录取的新生进行调查发现,录取生愿意报到比例为93%,低于去年的97%;其他一本院校为92%,高于去年的90%;二、三本院校为86%,高于去年的77%。“那些被大学录取、却放弃报到的学生,既有考上国外更好大学,准备出国的,也有没有被录到心仪大学而弃读,回去准备复读的。”麦可思调查人员马妍表示,“当然,就被录取到民办高校、高职高专的学生而言,他们中的很多人因为就业形势不好,干脆放弃就读。”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表示,高考弃考、放弃填报志愿、放弃报到的学生加在一起,接近200万人。熊丙奇表示,“不可忽视的是,弃考学生中,根据教育部门公布的数据,出国留学的学生不超过20万人,剩下的绝大部分都是农村学生。”
另据南方一家媒体报道,广东有关部门透露,2013年广东农村有上万名考生弃考。由于三本、高职高专学费高,就业质量不高,在粤西一些地区,放弃高考的农村的学生甚至占到农村学生人数的30%以上。
如此庞大的数量令人震惊,也引发人们的忧思。很多教育专家都撰文指出,高考弃考现象,反映出城乡基础教育差距越来越大、高等教育质量堪忧、农村孩子就业出路狭窄等社会问题,深层次的社会观念则是“读书无用论”。
“玲玲事件的发生,正是这种社会观念的体现。当就业形势日益严峻、高等教育质量不高、高等教育的回报率达不到人们的普遍期望值时,大家就会用脚投票。”熊丙奇表示。
不过,也有一些专家对此持保留态度。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基础教育室主任汪明指出:“关于高考弃考、弃读等现象,目前无论在教育部门,还是在相关研究机构,都没有明确的数据,但是仅仅通过高考报名人数和高三学籍人数的简单对比,就得出这么庞大的数据,从研究的角度来看是不严谨、不科学的。”
还有专家指出,在现在入学途径越来越多元的背景下,很多高三学生因提前参加高职单招,已经被高职院校录取,因而不参加高考报名。此外,还有少量保送的学生,也不报名参加高考,因此不能简单地根据数据判断、分析高考弃考现象,而要深入下去进行调查研究。
东中西部弃考弃读存在显著地域差异
到底有多少人放弃高考?高考弃考是否就印证了“读书无用论”?在缺乏权威数据的情况下,本报记者在山东、湖南、四川、北京、上海、新疆等地进行了调查采访,深入了解各地弃考、弃读情况及背后的深层次原因。
在北京、上海等经济发达地区,因选择出国留学而放弃高考、放弃报到的学生呈上升趋势。北京四中国际校区留学咨询办公室主任王实告诉记者:“以北京四中为例,2006年选择出国留学的学生只有30余人,之后持续增长,今年达到110人。而在其他高中名校,这样的增长趋势也较为普遍。”
这一趋势,也得到了复旦大学附属中学常务副校长吴坚的印证。他说:“近两年,高考弃考人数比往年有所增加,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学校每年都会有10多人放弃高考,选择出国留学。这两年这个群体猛然变大,2013年有87人,占毕业生20%以上。”
在中西部地区,放弃高考的现象没有媒体所说的那么夸张。记者从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教育局了解到,该州2013年高考报名人数为1211人,其中有300人没有报名参加高考,绝大部分都参加了高职院校单招,只有10多人弃考。
近几年,四川省绵阳中学每年有6000多人参加高考,不参加高考都只有100多人,不到2%。其中有70人左右是保送上大学,20人左右出国留学,另外10人左右应征入伍或者被国防班定向招生。“真正弃考的人很少。”校长胡东说。
当然,也有弃考人数较多的地区和学校。四川省安岳县周礼中学是地处川东南一隅的普通农村中学。学校规模不大,2013届毕业生有近190人,最后放弃高考的学生有近20人,所占比例为10%。“这几年的情况都差不多,每年都有10%的学生弃考。”该校校长表示,较为严重的是高中三年中途流失的学生数量较大,从高一到高三,每年都有几十名学生放弃读书,进城打工。
同样地处偏远的湘西保靖县民族中学,也存在学生中途流失的现象。保靖县教育局工作人员田亚君告诉记者,从2007年到2010年,保靖民族中学每年有1000名左右学生入学,但最终坚持到高三的只有800多人,平均每年都要流失15%左右的学生。
地处东部的山东,整体弃考率则相对较低。记者从鲁西南某县了解到,当地2012年2686人参加高考,缺考42人,弃考26人,2013年参考2189人,缺考35人,弃考23人。淄博桓台中学教师赵志强担任高中教师10年,他告诉记者:“这些年高考弃考人数不多,未出现大幅增长。”
记者查阅了媒体公开报道的资料发现,山东省2013年高考报名人数为50.9万人,各科次共有3.99万人缺考,缺考人数占总人数的7.84%。而从2008年至2012年,这一比例分别为7.97%、8.43%、6.74%、6.88%、6.71%,并未呈现出大幅增长趋势。
“山东是孔孟之乡,大家对教育比较重视。这可能是他们弃考率较低的原因。”汪明表示,弃考、弃读现象具有显著的地域性,跟各地的经济发展程度、社会风气以及老百姓对教育的重视程度都有关系,“很难从一个地方的情况,断言全国的状况”。
主动弃考与被动弃考
是不是所有弃考、弃读学生都像玲玲那样,受“读书无用论”影响放弃高考或上大学呢?
记者调查发现,学生弃考原因呈多元化倾向,出国留学,继承家里产业,自主创业,外出打工,成绩较差对高考没信心,担心找不到工作,学费太贵等都是学生弃考的主要原因。
吴坚告诉记者:“随着生活越来越富裕,选择本科就出国留学的学生越来越多,他们放弃高考是主动的,是为了接受更好的教育。现在家长们的眼界更开阔了,不愿意让孩子消耗在应试教育中,拼死拼活考清华北大,难度极大,教育质量也没有保障,还不如早点出国留学,接受更优质的教育。”
乌鲁木齐高中生王得忠今年高三毕业之后,并没有和同学一起走进考场,而是回到父母在华凌市场经营的建材批发店,帮助父母打理生意。
他告诉记者:“我初中毕业时,因为学习成绩不是很好,父母就不想让我继续读书,不是觉得读书没用,而是家里生意实在忙不过来,父母希望我能回家帮他们。事实上,从高三下学期开始,我基本上就不去学校上课了,一直在店里帮父母做生意。”
“经商做生意,我也很喜欢。”王得忠说,“将来,父母想要让我继承他们的经商事业。社会也是大学校,更能够锻炼人。”
记者了解到,部分弃考学生放弃上大学,主要是因为家里有产业、企业,或者父母在经商,自己学习成绩又不是足够优秀,因而早早弃考从商,继承家里的产业。
此外,还有部分学生因为学习成绩不好,自认升学无望或者存在严重的厌学情绪,也会放弃考大学或上大学。鲁西南某县教育局一位工作人员说:“当地弃考学生中,这部分人占到30%左右。”
马妍分析说,无论是出国留学,还是回家创业、继承家族产业而放弃高考,都是一种主动弃考。“社会发展越来越多元化,人们流动的社会渠道也不再局限于高考这一条路。人们有越来越多的选择和机会去改变自己的生活,高考的魅力也就随之下降。”
值得关注的是迫于生计压力而弃考的农村学生。熊丙奇说:“对于很多农村孩子来说,在上大学和外出打工之外,没有更多的选择,他们放弃高考、外出打工,实属一种无奈。”
田亚君下乡调研时发现,高额的教育投入与低水平的就业回报之间的反差,让农村人对考大学、上大学望而却步。由于农村教育质量与城市相差较大,农村孩子往往难考上名校,而就读一般本科或专科,在现在的就业形势下,很难找到好工作。
一名学生家长还跟田亚君算了一笔账:“一名学生上大学耗费的教育资金不下6万元,这需要普通农村家庭付出巨大的努力。孩子如果考不上好大学,就找不到好工作,毕业之后如果每月只能赚两三千块钱,还不如早点外出打工,早点减轻家庭的负担。”
桓台中学教师赵志强也发现,现在很多成绩一般的农村学生,对高考的兴趣越来越淡,而对毕业之后去哪儿工作、挣多少钱更为关注。很多老师都说,这种将读书、上大学简单地换算成投入与收益之间经济利益比较的观念,在农村学生、家长身上越来越有市场。
弃考弃读倒逼高校改革
玲玲父亲曾反复对记者强调,在他身边,就见过好几个大学生,家里没多少钱,父母甚至借钱送他们上大学,读出来要不找不到工作,蹲在家里啃老,要不就是让父母再出几万块钱找工作。“你说读大学有啥用,还不如我小学文化,做点生意,比有些大学生都赚得多。”
读大学真的没用吗?对于这种观念,学校和教育该怎么办呢?
专家表示,应当要辩证分析、理性引导。“与其问读大学有没有用,还不如说读大学没有以前管用了。”吴坚表示,大家对高等教育期望值降低了,这是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向大众化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必然结果。
吴坚表示,以前,农村孩子考上大学,可以改变一生,改变家庭,因此我们常说“一考定终身”、“高考决定命运”。但是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以后,上大学的机会更多了,就业竞争更激烈了。“学生通过艰难学习杀出重围,在就业市场上仍然要面临竞争。普通家庭拿出大部分收入继续供孩子完成高等教育,但他们毕业后的出路却不如预期,家长、学生就会犹豫,产生一些负面反馈,对读大学的作用进行重新评估,进而产生退缩的念头。”
有专家认为,这种理性、平和看待大学的态度,也是一种进步。山东沂源一中校长任大吉表示,现在社会选择多元了,成才途径也更多。考上大学,不是端上人生“铁饭碗”,只是谋生的手段和“跳板”而已;考不上大学,照样“条条大路通罗马”,幸福路有千万条。
任大吉建议,政府应当抓紧这个契机,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终身教育,变高考“独木桥”为“立交桥”,让更多人可以通过考大学、上大学之外的渠道成才。尤其是对于弃考的农村和城市低收入家庭学生,应当通过网络教育、技能培训等方式,给学生成才多元选择,让他们不用上大学也能成才,从而打通上升渠道。
新疆教育部门有关负责人表示,当地构建职业教育“立交桥”,打通中职、高职通道,提前对学生进行分流培养,这是当地未出现大规模弃考现象的重要原因。“一些更适合读职校的学生,提前分流到中职、高职培养,避免了高考弃考现象的发生。”
也有专家指出,无论是主动弃考,出国留学或者创业,还是被迫无奈弃考,都反映出社会对读大学失去信心,这背后有一个共同的问题,那就是高校办学的问题,值得反思。上海市闵行三中校长颛孙长宗表示:“现在高校课程设置、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不适应,专业设置滞后于社会发展需求,学生毕业后难以派上用场,这种因素传递到高中,导致很多成绩排名中后的学生对毕业后出路感到悲观,对读大学失去信心。”
熊丙奇表示,高考弃考、弃读现象倒逼高等教育进行改革,当家长、学生以脚投票选择高等教育时,高校必须思考怎样通过提高质量、提高教育回报,来吸引学生。马妍则表示,上大学为了就业,这种观念无可厚非。本科院校必须要有危机意识,努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就业服务质量,让学生找到满意工作,恢复大家对大学的信心。
(编辑:覃红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