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暑假，包括中国传媒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北京大学和北京中医药大学在内的四所高校大学生，利用假期的两周时间，远赴河南林州李家庄进行支教活动。作为小学期社会实践的一部分，包括我校同学在内的所有大学生，对于这次支教活动，都有不同的感受与体悟。而正是这次接地气的乡村支教行，让同学们真切地看到了中国大地最基层的社会现实。教育、发展、贫困……这些概念性的字眼第一次以实景的方式展现在了这些大学生面前。
来自村庄的热情
邵杰清楚地记得，支教队的车第一次开进李家庄时，司机因为多踩了一脚油门就差点开出了村。调头时他们才看见，李家庄小学几个字静静横在不远处的一个小土坡上。那是他们这十个北京来的支教队员将要生活两周的地方。
李家庄说大不大，村里09年集资修建的两条水泥路就能把村子绕一遍。说小也不小，围着村子的是几座连绵不绝的大山，放眼望去是漫山遍野的玉米地。算上每家每户分得的种植区，李家庄是茶店乡地区一个规模不小的自然村了。2013年的8月，这个村庄第一次因为几个北京来的大学生外来客而有了一些有别于传统的热闹。
如今回忆起来，支教队员们都对村民们的热情印象深刻。支教队招生的当天，一些村民早早来到学校，为自家孩子报名，生怕晚了会错过。李文豪是支教队的队长，他之前准备的60份报名表也一扫而光，这让他十分意外。
对于这些北京来的大学生来说，语言问题是摆在自己和村民之间的第一道坎。“报名登记时，我怎么也听不清家长在说些什么，家长急我更急。好在一段时间过后就慢慢适应了。”老家在南方的队员邵杰说。
送东西是村民们向支教队表达感谢的最简单、最诚挚的方式。曾有学生家长把种的蔬菜亲自送到学校。到后来，队员们的婉拒实在没有效果，也只好收下。令全体队员印象深刻的是一天晚上，村支书组织村里的宣传队来学校表演。村民们搬了大桌小凳，密密麻麻坐了一院子，队员、村民、孩子济济一堂，欣赏了一台精彩的河南豫剧表演。
对于这些从小在城市里长大的大学生来说，这个村庄里有令他们感到陌生的温情。有一次队员姚瑶家访结束后回学校，路边坐满了晚饭后乘凉的村民。见她走过，都用朴实的乡音问候道：晚饭吃了没。有一回邵杰在村里遇见了一个打工回村的村民，他对邵杰说，希望他们这些大学生不要忘记李家庄这个地方，将来有出息了再回来看看。“这至少表明我们是受到当地欢迎的。”邵杰说。
尴尬的教育
刚来到李家庄时，村民们的热情让支教队员们感受到了当地家长对教育的重视。支教队招来的学生中有一个叫郭正伟的孩子，他是李家庄村支书的孙子。有一天队员们发现他没来上课，后来因为这事村支书把孩子训了一顿。
张老师是李家庄仅有的三名教师之一，与队员们的感受不同，她却觉得，当地的教育状况不容乐观。由于李家庄村民以粮食种植为主业，且种植区域多为山地，农业水平并不发达，基本上还停留在靠天吃饭的年代，村民很难靠粮食种植挣到钱。一个残酷的现实是，村中很多家庭的年收入只有2至3万，算上吃穿用度的费用，基本没有余钱。队员去班长家走访时，家长告诉他们自己家已经三年没有置办过新物件了。“尽管部分村民能够意识到教育的重要性，但这并不是当地家长的主流观念。现实情况如此，而教育又是一项长期投资，村民们没法在短期内看到教育投资带来的回报，因此，读书无用论又在村中沉渣泛起。”张老师说。
近年来，村里越来越多的青壮年选择外出打工。由此造成的留守儿童问题和其他贫困落后地区一样普遍。这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为什么支教队的报名情况这么火热。很多家长因为地里还有农事要干，便把暑假空闲在家的孩子送到学校来，支教队实际上是在为那些家长免费带孩子，教学一度陷入尴尬。认识到这一点后，他们做出了一个决定，把所有一年级以下六年级以上的孩子全部劝退。做出这个决定的原因更多来自队员们上课时的无奈。李文豪对记者说：“那些学龄前的孩子上课时根本无法专心听课，队员们讲授的内容他们听不懂，反而扰乱了上课秩序。而对于那些高年级的孩子来说，这些课程又太过简单了。但好在村民对我们的决定表示理解。”
近年来，大学生支教队有如过江之鲫。他们奔赴祖国的天南地北，挥洒热情与青春。但真正能见效果的却未必有多少。活动主办方之一，EV青年组织总干事刘斌说：“大学生提供的教育有些并不符合儿童的真实需求，也就很难把最合适的内容带给孩子。”出发前，支教队也曾有豪言壮语，要改变当地的教育状况，而事实是，队员们连维持一节课的课堂纪律都要花上不少精力。“短期支教的特点是不持续，因此对孩子的影响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刘斌说。邵杰曾经在支教日记中这样写道：曾经妄想去改变一个班的学生，让他们变得优秀，变得和我们一样。现在想想，我们真是太高估自己的能力了。但EV支教项目负责人郭颂认为，并不能因此就否定支教对于当地孩子和大学生自身的意义。“孩子们需要开阔的视野，我们试图为他们打开一扇人生的窗户，让他们走向更好的人生道路，带给他们走出去的可能。哪怕影响到一个孩子也好。”郭颂说。
孩子和发展中的村庄
事实上，很多让队员们难以释怀的场景，往往出现在课堂之外。张圆圆是支教队的副队长，她对当地的一位小女孩印象深刻。有一次晚饭时间，那女孩没有回家，突然在队员面前哭了起来，这让他们措手不及。“我把女孩带到一边，把自己碗里的面条喂给她吃，这才止住哭声。后来女孩告诉我，爸妈都不在家，家里没吃的，自己想妈妈了。我听了心里不是滋味。”张圆圆说。
邵杰有一次送一个叫郭静柯的女孩回家，女孩告诉她妈妈和奶奶经常无缘由地打骂她，最严重的一次妈妈把她的耳朵揪裂了，流了一地血。“我当时意识到，这可能是农村非常普遍的家庭暴力问题，再加上重男轻女思想的残存、家庭男性权威的缺失，这个问题在落后地区显得更为严峻。”邵杰说，“但我无能为力，只能安慰女孩，告诉她妈妈和奶奶都是爱她的。”
这些突发状况都在支教计划之外，但显然给队员们的震撼更大。从这个角度来说，支教的意义或许并不在于教育本身。事实上，那些本来与支教无关的现实情况更值得大学生去关注。走到最基层后他们才知道，中国的温饱问题还未解决，城市农村二元对立结构带来的留守儿童问题依然严峻，甚至还有孩子忍受着家庭暴力而无人倾诉。邵杰认为，其实这些本质上都是农村发展的问题。“现在如果仍然以为光靠教育能解决所有问题，那真是有些荒唐可笑了。”邵杰说。支教给了大学生们一个观察社会、观察中国的窗口。他们本想用自己的学识去构建中国的基层教育，却发现基层的物质建设还未达标、很多现实问题还未解决，而这些问题都不在大学生的能力范围内。他们本想用教育去开拓孩子的视野，却发现教育之外，依然问题重重。此时，文化教育显得飘渺无力。如火如荼的支教活动便处在这样一个尴尬的位置上。
教育与被教育
支教为大学生提供了观察基层的机会。支教队员刘珊是北京大学的研究生，她看到李家庄小学的校长办公室比学生的教室豪华得多，非常气愤。“有钱怎么不把教室的天花板补好？”刘珊说。而当支教队队员从校长口中得知，新建的三所教室只是为了应付检查，并不提供给学生使用时，都非常震惊。“当一所山区小学的校舍砖墙破碎，天花板脱落，校长办公室却豪华数倍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猜测中国基层教育是怎样一个现状了。”刘珊对记者说。在这个意义上，被教育的反而是那些怀抱理想的大学生们。现实给他们上了生动的一课。与其说支教是大学生们实现自我价值，改善基层教育的手段，毋宁说是大学生认识社会、认识中国的一种最直接的方式。邵杰认为，教育只是一个切口，透过这个切口，能够看到教育问题背后的一连串现实矛盾。“这是一个我们未曾见过的中国。”邵杰说。
也许，首先需要教育和改变的不是当地的那些孩子，恰恰是掌管中国基层教育命运的决策者们。而只有决策者们真正改变贫困地区的现状，文化教育才不会是奢谈。农村建设才会有一个科学的顺序和方法，支教也将慢慢摆脱尴尬的地位，其意义才能真正体现。而对于大学生们来说，支教的意义并未都体现在让贫困地区的孩子接受教育上。他们用另一种方式，看了中国基层教育一眼。相信将来当他们谈起中国的教育特别是基层教育时，必将有一个独特的维度和参考。（文中邵杰等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