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7日～28日，旨在提升灾难事件发生后媒体报道专业化水准的首届中国灾难报道高级研修班在四川大邑县的建川博物馆开班，来自全国各地约50家媒体的记者报名参加了此次研修班。这也是自5年前的“5·12”汶川地震以来，我国首次针对灾难报道记者举行的大规模专业培训。

此次研修班由四川省“5·12”汶川地震灾害应对研究与培训中心、《瞭望东方周刊》和壹基金联合举办，湖南长丰猎豹汽车有限公司独家赞助，新浪网联合发起，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学术支持，《中国新闻出版报》等媒体战略合作。来自北京大学、四川大学、香港大学等高校的多位学者以及新华社、《四川日报》、《华西都市报》等多家媒体的负责人作为授课教师，与学员围绕新媒体环境下的灾难报道、灾难报道伦理与媒体原则等内容展开交流和讨论。

关于数据 要做自己的资料主任

最近一年来，“大数据”这3个字特别热门。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已经进入大数据时代，尤其并不意味着我们的灾难报道已经进入大数据时代。但在这样的背景下，灾难报道正在变得与以往不太一样。对此，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中国传媒研究计划主任钱钢提出了一个观点——做自己的资料主任。

那么，在灾难报道中，记者如何才能做好自己的资料主任呢？对于这个问题，钱钢抛出了一个颇有启发性的问题：大数据时代的传媒人能做什么？“以前做好记者编辑，就是一采二写（编），可是在今天，就要做到三项全能，一采二搜三写（编）。”钱钢解释道。

所谓大数据，钱钢给出了基本观点——不是随机样本，而是全体数据；不是精确性，而是混杂性；不是因果关系，而是相关关系。“记者在做重大灾难报道时背后有数据和资料支撑是多么重要的事情。”对于如何在大数据中做好“搜”这个动作，钱钢举例说，2010年舟曲泥石流发生时，他在香港大学图书馆大海捞针式地搜索相关资料，结果搜到一篇2004年舟曲滑坡泥石流的文章，这对于分析2010年这场泥石流灾害的成因非常有帮助。钱钢说：“只要去搜索就会有发现，而且这个发现能够让你对眼前发生的事情保持冷静。此后，我与当时正在前线采访的记者王克勤进行网络互动交流，双方交换各自搜集到的材料，最终促成了一篇深度调查性报道。”

谈到“搜”，钱钢还建议记者在做重大灾难报道时要迅速接通各种数据支持系统，此外，“记者的观察方式要扩展，要在数据中发现隐事实；然后表达方式要扩展，就是数据分析催生新的文本，因为文本都是随着时代潮流的；最后就是全媒体平台与数据的可视化呈现”。对于利用数据系统的观点，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徐泓表示认同，直言在做重大灾难报道时利用好国外数据库非常重要。她举例说，《财经》之所以在SARS爆发时能够非常精准、快速地介入报道，就是因为登录了世界卫生组织的网站，在那上面相应的信息都有。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新闻的生产方式正在变化。徐泓说，翔实的数据能够为报道还原灾难现场，这个时候要充分利用好新媒体技术；钱钢说，我们已经走向大数据时代的门槛，在这个仍处于小数据时代的阶段，要运用一些新方法、新技术给记者做灾难报道带来新体验，“换句话说，我们之前做一个好的资料主任，其实是为进入大数据时代做准备”。

关于反思 要让新闻进入历史

“5·12”汶川大地震之后，曾有一位媒体人发出这样的声音——“媒体人做新闻大多是想要给历史打草稿，我们的灾难报道，不见灾民困顿、灾难原因、责任者有无疏失，这样的新闻就像是街头小广告。”话说得也许有些偏激，但足见反思性报道的重要性。

在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徐泓看来，灾难报道由3个部分组成或者说要承担着3个功能：一是信息的知情权，通过对以灾民为中心的灾难现场及时全面地报道来实现；二是监督，通过对政府、社会组织和民众救灾过程中每一个环节的报道来实现；三就是反思。“《新京报》一个记者说，做灾难报道，一是抢动态，二是做人文，三是救灾基本结束后做深度。我理解，这个深度就是反思报道，它是以不断检索漏洞、缺陷、缺失，不断追问原因责任为主的。因此，反思报道不仅是灾难报道不可缺少的环节，而且是构成一个国家主流媒体灾难性报道的核心价值。”徐泓说道。

徐泓在与学员们进行交流时表示，根据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的研究，灾后心理救援分几个阶段来实施，每个阶段根据不同的需求有不同的救援内容。第一阶段是心理急救期，第二阶段是心理修复期或者叫心理重建期。“心理修复或者重建最重要的是什么？从社会来讲，就是看政府、社会、公众对灾难是否具有反思的精神和行动。有，就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有，才能把感性的体验转化为理性的认知，才能把仪式性的哀悼日之后的感性认识上升成一种理性认知，将负能量转化为正能量，沉淀下来的经验教训才能走出灾难，让民族一步步成熟，进而推动历史进步。”

“没有反思的心理修复只是修理，没有反思的灾难报道是不完全的报道。”徐泓坦言，对记者来说，反思性报道是一种非常高贵的新闻形式，但推出反思力作需要投入时间和精力，采访过程亦可能存在风险，尤其是面对激烈的媒体竞争、快餐式的网络传播等现实问题，即使灾难报道也很难在较长时间集中社会注意力，一旦新的新闻出现旧的新闻就会被抹杀。

即便如此，徐泓仍然提醒媒体记者，在巨灾与高风险时代，国际新闻界对灾难反思报道已经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因此，要成为一名优秀的记者，首先，心里一定要有一个坐标系，这就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必须对国家有非常详细的整体认识；其次，要确定自己关心的重点问题，每天忙于采访的过程中要对这些问题进行沉淀，并建立自己的数据库。

声音：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系教授展江：

灾难报道主要避免道德问题

应该把记者的职业伦理和职业道德加以区分，伦理归伦理，道德归道德。简单地说，媒体伦理问题或者一般的伦理问题，指的是大家对一个特定问题各抒己见，经过一番辩论之后也不一定达成共识，但是通过讨论理解对方的观点，这个我称之为伦理问题。比如，平面媒体记者通常用的暗访就是伦理问题。道德问题就是大家有共识，那种事情该做不该做，有相对明确的标准。一般而言，我认为记者拿红包是典型的道德问题，而不是伦理问题。

灾难报道当中牵扯的是伦理问题还是道德问题？我觉得凡是引起公众谴责和同行批评的，一般都是道德问题。因此，灾难报道主要避免道德问题而不是伦理问题。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新闻系主任张小元：

灾难报道的传媒生态在变化

雅安地震发生后，大家都在疯狂地发微博。这让我感觉到传媒生态的变化，这种变化表面上是技术，背后却是方式的转变。深度报道有3种话语方式，一是政治权利话语方式，二是知识精英话语方式，三是大众话语方式。原来传统媒体进入灾区报道，基本上是政治权利话语方式，微博很大程度上呈现的是大众日常化的话语方式，它对中国五千年的话语方式带来巨大的改变，重要的是它改变了话语方式。现在我们是大众日常话语方式和政治权利话语方式，呈现出两个舆论场。

（编辑：黄先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