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廷根大学校徽

1850年的柏林大学

大学兴起于11世纪西欧新兴商业城市发展的过程中，它是作为市民阶级一部分的知识分子们，为了自身的发展而建立起来的学术组织。最初的“大学”与“行会”是同义词，拉丁文“universitas”一词的原意就是“行会”，是师生们仿照手工艺人行会的形式组成的教师或学生的行会。

与手工艺人行会相比，“大学”这种知识分子行会拥有更多的“自由特权”，因为大学最初只是一种人的组织，它既没有自己的地产，也没有自己的建筑物，“这一事实使得大学极富流动性，早期的大学因此能够以停办或迁址到其他城市作为交涉手段，而使地方当局作出某些让步”。这种让步，就是行政当局或教会通过批准特许状的形式，使它们获得某些特权，如免税、免服兵役、免受地方司法惩办、享受特殊法律保护的权利。因此，人们往往以从国家和教会的手中获得特许状来标志一所大学的正式诞生，无论是1088年成立的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还是1200年成立的法国巴黎大学，都不例外。

从这个意义上讲，大学在创办之初就是一种具有“自由特权”的组织，这种“自由特权”首先体现在它的“自治”与“自由”上。尽管在中世纪，“信仰高于科学，它确定科学的边界，规定科学的前提条件”，但大学教师是有知识自由权的，他“有权讲授他认为是真理的东西”。即使在防范严密的神学和哲学领域里，人们也不一定能感到自己受到了限制。正如著名中世纪研究专家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指出的那样：“篱笆对于那些不想跳出来的人而言并不是障碍，许多在一个更具怀疑精神的时代看来似乎无法忍受的障碍物，在当时经院哲学家的眼里，并不是障碍物。自我感觉自由的人就是自由的。”

从中世纪大学向现代大学过渡的趋势出现于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的数百年间。14世纪开始的文艺复兴，冲破了大学经院主义神学的壁垒，将人文主义纳入了授课内容，并为大学引入自然科学、确立科学研究的职能创造了条件。始于1517年的宗教改革，远比文艺复兴更为深刻地影响了大学的发展，因为它本身就起源于大学。德国维滕堡大学教授马丁·路德正是本着“学者有权讲他认为是真理的东西”的精神，向罗马教皇的权威发起挑战。当然，这种精神的影响已远远超出了大学的范围，它导致了基督教的分裂和新教的产生，引发了一场西欧全面的社会改革运动，同时也带来了成批新教大学的创办。

但在当时新教与天主教的对垒中，各教派之间无休止的论争和宗教迫害，极大地损害了大学原有的“学术自由”。这一时期每一教派的大学都是不容“异端”的，宗教法庭、禁书目录、书籍检查制度更是使学者们噤若寒蝉。然而，这种高压或迫害又萌生了追求“学术自由”的种子。当长达150年的宗教纷争与战争无法确定新教或天主教“谁是胜利者”，也无法重新实现宗教统一时，“宽容”便成为了时代的口号。人们开始懂得：只有“宽容”不同的声音，“真理”才能越辩越明。正是这种“宽容”精神，才又一次给大学带来了“思想自由”的空气，也正是在这种空气中，理性的启蒙才成为可能。

18世纪的启蒙运动使大学从教会主义转向了现世主义，从神学和古典学科转向了科学，从教会操纵的机构转向了世俗化的机构。与此同时，大学的职能也开始由传授知识向科学研究的方向转化，从而带来了理性精神的强烈张扬。这些变化最为鲜明地体现在那些信奉加尔文教和路德教的新教大学身上。这些大学尽管都是从强调新教神学研究开始起步的，但这种新教神学已是“近代意义上的神学”了，它废除了罗马教皇的神性，否定了教会统治合法性的基础，区分了人间与天国，因而能为近代科学和大学的发展提供强大的推动力。 

信奉加尔文教的大学最早在自然科学领域里取得成就。作为“欧洲第一所新教大学”的荷兰莱顿大学，到1709年已成为有国际影响的自然科学和医学中心，并建立起“欧洲最好的医学院”、化学实验室和植物园。而爱丁堡、格拉斯哥大学则开创了学科和教学专门化的先河，并在18世纪中叶发起了“苏格兰启蒙运动”，为不列颠岛提供了最好的高等教育。

信奉路德教的德意志新教大学最早在哲学领域里取得突破。在普鲁士的哈勒大学，先是虔信教派神学家奥古斯特·赫尔曼·弗兰克突破了路德教正统的神学观念，创建了虔信主义学派；后是德国“启蒙运动之父”克里斯蒂安·托马修斯废弃了经院主义课程，使哲学脱离神学而独立；继而是启蒙哲学大师克里斯蒂安·沃尔弗突破虔信主义神学的垄断地位，并在数学和自然科学的基础上创立了“现代哲学体系”。这种学术上的轮番突破，使哈勒大学成了德意志最先倡导“学术自由”和“创造性科学研究”的大学。

以哈勒大学为榜样，汉诺威的哥廷根大学，在校长格拉克·阿道夫·冯·闵希豪森的领导下，很快成为了中欧主要的学术中心。在这所大学里，神学已丧失了凌驾于其他学科之上的特权，哲学学科的分量得到进一步加强，历史、语言和数学等基础学科获得长足发展，当时中欧最好的科学实验室、天文台、解剖示范室、植物园、博物馆和大学医院、“世界上最好的大学图书馆”以及最早的自然科学和医学研究所也建立起来。

从中世纪大学向现代大学过渡的最终完成以1810年柏林大学的创办为标志。1806年，拿破仑法国以武力征服了“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普鲁士被迫走上了一条“自上而下”的改革道路。在“国兴科教”战略指引下，著名教育学家威廉·冯·洪堡临危受命，承担了创办柏林大学的重任，创造了著名的“柏林大学模式”。“柏林大学模式”的现代性在于，它彻底剔除了大学的宗教性，张扬了“科学、理性、自由”的精神。被誉为“现代大学之父”的洪堡，头一次明确地将“大学自治”“学术自由”“教学与科研相统一”作为现代大学的“三原则”写进了章程。洪堡这样定义“科学”和“大学”：“科学是某种还没有被完全发现、完全找到的东西，它取决于对真理和知识永无止境的探求过程，取决于研究、创造性以及自我行动原则上的不断反思”，而“大学是对世界进行新解释，粉碎宗教迷信的世俗化中心，它的生存条件是‘孤寂’与‘自由’。国家必须保护这种科学的自由，在科学中永无权威可言”。

自“柏林大学模式”开创以来，“为科学而生活”成为了学者们的座右铭，“追求科学真理”成为学者们最高的人生目标。从此，大学成为“研究者的共同体”，并开创了严格的“科学成就原则”：唯有研究的独立性、独创性和成果，才能决定大学教授岗位的占有。这就要求学者们“必须献身于科学”，“必须敢向已形成的舆论挑战，必须敢冒与他人在学术上冲突的危险，必须要有科学研究上的真正突破”。“柏林大学模式”还最先作出了这样的规定：“任何一名大学毕业生不能直接留校任教，任何一名大学教师的升等，必须换一所大学才能进行”。这项“扫除门户之见，防止近亲繁殖和裙带关系”的现代化措施，成为现代大学人事体制的基本原则。

自1810年以来，“柏林大学模式”成为世界大学的样板。无论是欧洲邻国，还是远隔重洋的美国、日本都纷纷仿效。正是由于这种模式最为集中地反映了启蒙运动以来欧洲大学改革的总趋势，柏林大学才成为世界公认的“第一所现代大学”，德意志的教育现代化才取得了世界性的辉煌成就，德国才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成为“世界科学文化中心”。（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历史学院）

（编辑：覃红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