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提升领导者媒介素养的途径，我个人建议：首先，应该推行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推进新闻发言人制度化，规范新闻发布的管理和审批，明晰新闻发布的组织和纪律，建立好信息的采集、分析、加工、发布、反馈的有效机制；其次，实现新闻发言人的专职化和团队化，打破由在职官员兼任的误区，鼓励新闻发言人触网触电，接受新鲜理念。同时要储备后备力量，要有意识的挖掘、培养这部分人才；再次，实施政府官员媒介素养绩效考核制度，在官员的提拔调动中作为重要参考指标，特别是危机事件发生后政府官员媒体应对表现，这集中提现了政府官员的新闻执政能力，以及其能否得民心，是官员综合素质的最佳体现；最后，组织政府官员媒介素养实训，通过各种途径加强对媒体理论的学习研究，积极参与实训，提升媒体运用能力。政府官员既要加强自学，掌握应对媒体理论知识，也应该重视参加应对媒体的相关实训，在实践中熟悉媒体运作方式、信息发布流程和传播效果控制。
记者：您曾在国外留学并任职于国外媒体，也曾在世界各地进行多次学术演讲，您认为中外传播理念有何不同？您觉得我们国家的领导干部在传播理念上还有哪些需要改进和需要大家了解的地方？
董关鹏：当然首先传播者价值取向有所不同。比如说，西方新闻传播者和受者思维方法的多元性特征使他们重视抽象思维，同时形象思维在写作过程中也始终处于活跃状态，新闻更注重多种思想的展示，给读者以立体式的新闻画面。在对一组信息的理解初始阶段，英美人倾向分析性思维而中国人倾向于综合性思维。因而，在信息的排列组合的顺序方面，中国人整体思维在先，英美人个体思维在先；中国人在气质上和认知方式上，普遍具有综合性倾向，习惯于对事物的整体做出把握，而较少倾向对细节做理性分析。其次，中国对外传播多以正面报道为主，在报道积极事物时选材放宽，但在报道消极事物时却因社会、文化、国防等诸多原因受限颇多。而国外可能因为缺乏对媒体系统的监管，选材可能更加宽泛，不过这种缺乏监管的传播报道对于人民来讲也是一把“双刃剑”。
所以不论中外的新闻也好，媒体也好，都已经有各自特定的道路特定的历史形成脉络，两者各有特色。我并不主张中国的新闻界向西方的新闻界照搬任何的理念和做法，因为全媒体时代到来了以后全球新闻界都面临着旧系统的不适应和新平台的创新。事实上也为我国传媒界提供了许多“弯道超车”的快捷路径。我们所需做的就是力争为人民打造一个更公平、更透明、更幸福的新闻界。
正如习总书记指出的：“在全面对外开放的条件下做宣传思想工作，一项重要任务是引导人们更加全面客观地认识当代中国、看待外部世界。对世界形势发展变化，对世界上出现的新事物新情况，对各国出现的新思想新观点新知识，我们要加强宣传报道，以利于积极借鉴人类文明创造的有益成果。要精心做好对外宣传工作，创新对外宣传方式，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经过科学的扬弃后使之为我所用。”因此我们的领导干部更应认识到信息时代传媒的重要性，自觉地积极与传媒交流沟通，进而了解媒体、走进媒体、主动运用媒体、发挥媒体优势，进而才能更好的提升对于公共事务的驾驭能力。
记者：您曾任教及从事学术研究多年，指导诸多学子在知名高校深造或知名单位就业，为社会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人才，不论对学生来讲还是领导干部来讲，请问您对于人才培养理念是什么？
董关鹏：一是思想问题，不论是我的学生还是曾经培训过的领导干部，我都会告诫他们思想是行为的先导；思想决定思路，思路决定出路，他们需要在新时代的背景下不断深化自身想法，多看、多听、多了解从思想层面上丰富自己，要做一个善于思考的人，要在思想上极大的丰富，有视野、有见地、懂国情、立场稳。先成为思想上的巨人而后成为行动上的巨人，最后才能成为事业上的伟人。二是学习问题。进步从学习开始，差距从学习拉开，别说不学习，就是学的少一些、浅一些，也很难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不学习，思想就没有方向，说话就缺少遮拦，行动就缺少约束，工作就缺少效率。不论是学生还是领导干部，只有不断的充实自己，把读书与工作相结合，用理论来总结工作中的经验，在研究工作中用理论来加以指导，这样理论水平、文字水平和工作水平就可以同步增长。正如国务院办公厅第100 号文件所强调的那样：要求有关部门要把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列为公务员培训内容，进一步加大培训力度，扩大培训范围。要加强新闻发言人、政府网站工作人员、政务微博微信相关人员等的专业培训，及时总结交流经验。只有不断学习才能提高政策把握能力、舆情研判能力、解疑释惑能力和回应引导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