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当下，艺术生产从来没有一个历史阶段像今天这样与经济作用联系得如此紧密。市场经济中的人才、科技、资本等各种经济要素都参与到了艺术创作中，他们自然要部分地以追求利润为目的。这种满足人民欣赏需求的做法本来无可厚非，因为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一旦离开人民的阅读、人民的收听、人民的观看，文艺作品就没有了欣赏的对象、评鉴的主体、检验的尺度。一句话，离开了人民，文艺作品就没有了价值和意义。但是，在艺术创作的旨趣上，必须要正确处理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关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优秀的文艺作品，最好是既能在思想上、艺术上取得成功，又能在市场上受到欢迎”。习近平总书记“最好”二字之意当是，如果一时实在在市场上不受欢迎，只要思想上、艺术上取得成功，这也是一种无可争辩的成功。这是一种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的文艺思想。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文化产品亦如此。只有将我们的目光更多地聚集到文艺作品的艺术性、思想性这一“供给侧”，靠作品“把人的素质化高、靠艺术把人的境界养高，而只有那些高素质、高境界的人，才能保证经济社会生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仲呈祥语）。这才是应有的智慧的文化社会经济学，才能真正在文化不平衡性上求得人类文化历史整体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有一个小笑话，当人民文学出版社发不起工资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印刷《红楼梦》。从过去、现在以至将来的整体经济效益来说，《红楼梦》的经济效益都是难以估量的。其中，光据其改编的1987年版电视剧《红楼梦》，就在各电视台重播了800余次。更不用说其在塑造民族精神、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方面所起到的巨大社会效益。反观那些急功近利甚至靠炒作起家的文艺作品，单纯盯在了“消费侧”，以“视听奇观”“恶劣的个性化描写”吸引眼球，自然就成为了“市场的奴隶”。
让文艺“国家队”理直气壮地“唱响主旋律、打好主动仗”
一是坚持习近平同志提出的“历史的、人民的、美学的、艺术的”文艺批评标准，让文艺评论真正起到“刹车片”和“方向盘”的作用，在宣传上要追求文艺的“绿色GDP”。要克服文化批评领域出版物唯销量、电视剧唯收视率、电影唯票房论的不良倾向。媒体特别是国家新闻舆论机构不能犯“尾巴主义”错误，不能在“需求侧”亦步亦趋。文艺创作年度报告不能搞成经济报告，而要在文艺的“供给侧”以科学的标准来衡量作品、引领创作。
二是坚持“文化例外”原则，建立文艺“国家队”。不能让资金脆弱的国有文化机构进入市场同那些资金实力雄厚、又来争夺文化话语权的境内外资本一争高下，而是如古希腊的“戏剧补贴”一样增加投入，让文艺“国家队”理直气壮地“唱响主旋律、打好主动仗”。
三是正确处理普及与提高的关系，消除过度娱乐化倾向。我们当然要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来适应需求，但不能实施娱乐化政策，而是要在“供给侧”以高雅的作品来塑造欣赏对象，“普及”的终极目的在于“提高”。随着人民群众文化水平和鉴赏素质的提高，我们已经到了摈弃“娱乐化”的历史阶段了，因为实践已经证明，我们吃了文艺“娱乐本体论”所衍生的历史虚无主义、伪现实主义等不少苦头。我们文艺的“需求侧”需要“供给侧”的哲学精神指引、历史镜鉴启迪以及文学力量推动。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副院长，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
（编辑：曹琬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