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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灿发 邵全红:重大突发卫生疫情谣言的多维认知与治理 ——以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谣言为例

发布时间:2020-06-09浏览次数:1635文章来源:新闻爱好者杂志

由新冠肺炎所引发的重大突发卫生事件2020年春节期间在全国蔓延,导致包括武汉在内的很多城市与乡村被封闭。与此同时,疫情“谣言”借助各类新媒体提供的便捷路径流传。每逢社会突发重大变故,“谣言”总是兴起,2003年SARS病毒时期是这样,新冠肺炎疫情也是如此。对“谣言”的研究是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传播学等多个学科的重要课题。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有些“谣言”的确是虚假信息,而有些“谣言”事后证明是事实,这个现象提醒我们需要对“谣言”进行反思。

(一)

“谣言”,从传播学的角度看,不过是“信息”而已,但不是普通的、简单的信息,而是被民众广泛关注并快速传播的信息。在被判定为“谣言”之前,这类信息的传播者、接收者把它当作事实进行传播。随着它的广泛传播,产生了可观测的社会影响力,这时候社会权威组织有可能把它判定为“谣言”,进行适当管控。由此它获得了“谣言”的身份,成为被批判的对象。由此可见,“谣言”并不是天生就是“谣言”,它经历了一段复杂的社会历程,最终被符号化为“谣言”。被定性的“谣言”并不一定就是谣言,也可能是事实。这次由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突发重大卫生事件,可以成为我们观察“谣言”惯常被遮蔽的另一面窗口,以匡正我们定式思维中对“谣言”的偏见。

(二)

一般而言,“谣言”是一些尚待证实的信息,因与广大民众的利益息息相关而被密切关注与传播。民众急切地想从这些信息中获得确定的、可靠的、有价值的内容以调整自己的生活进而保护自己的亲友。当武汉又传出发现多例“不明原因肺炎”病例时,民众绷紧神经搜寻一切可能的信息,而惯常依赖的官方媒体提供的信息不足时,相关“谣言”即有了传播的现实基础。

客观上讲,作为社会管理责任的延伸,我国的政府很大程度上确实承担了判定“谣言”的任务,特别是在重大事件发生后不实信息满天飞时,政府往往作为可依赖的主体对它们进行辨别,这也是社会稳定的需要与民众的期待。但是当重大突发卫生事件发生时,疫情的真相,连医疗卫生专家尚没有认清,那么包括事发地政府在内的其他人员也很难认清。由此,对于民众质疑武汉的“谣言”认定结果,进而生发新的“谣言”不能算作意外。因为民众迫切想知道“不明原因肺炎”到底是什么,我们该怎么办。

(三)

作为真相的相对概念,“谣言”的兴起,说明真相信息的不足,如果真相信息供给多了,那么“谣言”就会相应减少,反之亦然。这时的“谣言”实际上是民众发出的“信息需求”的警示信号。在重大疫情期间,掌握事件信息较多的一方,一旦有人懒政,就有可能人为创造一个“信息真空”的环境,这时远离事件中心的民众仅依靠少量公开信息,不能准确理解正在发生的事件,就更有可能通过想象、夸张、联想、编造等生发出新信息进行填充,导致偏离事实的“谣言”滋生。从博弈论的角度看,“谣言”就是在与真相进行博弈,以扭曲的信息逆向激发真相信息的浮现。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中,“谣言”就体现了这一价值。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时,由于对疫情的严重程度认识不清、了解不多,初期武汉官方的正式称呼为“不明原因肺炎”,并表示“未见明显人传人”“不排除有限人传人”。此时的民众就会倾向提出质疑,并利用非官方渠道搜集相关信息,以便解答官方没有回答的疑问。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加速蔓延,助推了公众的恐慌情绪,谣言四起,风暴中心的武汉更是成了谣言的重灾区。不久,国家卫健委派出以钟南山院士为组长的专家组展开调查,并不断公开权威信息。这些信息经国家各级媒体传播开来,改变了疫情真相信息的供给匮乏状况。相应的,权威、可靠信息的畅通传播则有效压缩了“谣言”的生存空间,很多疫情相关“谣言”在真相“阳光”的曝晒下消失于无形。

(四)

随着4G技术的发展、5G技术的普及和智能手机的平民化,我国加速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以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为代表的“四全合一”的融媒体时代已经悄然来临。这个融媒体的用户是10余亿的鲜活民众,以他们为主体形成了影响力不容忽视的民间舆论场。这个不断壮大的舆论场,有时会与以传统媒体为代表的官方舆论场进行话语权争夺。在重大突发卫生疫情期间的“谣言”,可能存在情绪化或信息失真的情况,但是却以民间舆论场的形式反映出民众的呼声与诉求。这事实上是一种以“谣言”为表征的话语博弈。

话语博弈属于博弈论的一种表现。博弈论(Game theory),又称对策论,是指在个体或团体之间在特定条件制约下的对局中利用相关方的策略而实施对应策略的学科,是研究具有竞争或争斗性质现象的理论与方法。博弈论有两个基本假设。一个是经济人假设,又称理性人假设,认为每一个从事经济活动的人所采取的经济行为都是力图以自己最小的经济代价去获得最大的经济利益。另一个道德人假设,认为人们在追求物质需求的同时,愿意承担相应的道德义务和社会责任,并且能够以道德自律的方式约束自己的行动。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参与话语博弈的重要一方是数量庞大的民众。他们的经济人属性,驱使他们四处寻求相关信息以做出有利于自身的行动,“谣言”中传播的信息只要符合他们的期望或他们认为对防治疫情有帮助,就会受到他们的信任与传播。当然,民众也会接受来自官方可靠的疫情信息。同时,道德人属性也会让民众愿意考虑社会责任与道德义务,如支持政府做出的“宅家”“戴口罩”“消毒”等防疫措施、向疫情灾区捐款捐物、参与抗疫志愿服务等。

参与“谣言”话语博弈的另一方是事发地政府。在重大突发卫生疫情期间,它们天然地承担起了对抗“谣言”的社会责任。事发地政府由于可以以行政权力或强制力量从多重渠道获取信息。它们所获得信息的质量与数量要远远优于民众,属于博弈的优势一方、主动一方。但由于疫情事关重大与疫情信息发展快,事发地政府从社会稳定与民众情绪的角度考虑需要对信息进行调控,选择信息发布的时机。在重重顾虑之下,事发地政府的疫情信息发布可能错失良机,或者说会出现在与疫情“谣言”的博弈中发挥失常、失策的现象。

这时候民众传播的疫情“谣言”就是一个事发地政府发布疫情信息时机的重要影响因素。在没有出现“谣言”或传播的“谣言”数量少、范围窄、程度浅时,事发地政府可操作的自由度就相对较大

随着疫情的扩大,民众中出现的“谣言”不断积累,并呈爆炸式增长。这时,“谣言”对社会稳定与民众情绪的危害也在持续加深。当这个危害达到事发地政府容忍的临界点时,事发地政府可从两个方向对抗“谣言”。一是直接对抗,即采取法律行动,如训诫造谣者、删帖封号等。二是间接对抗,即针对疫情期间民众的信息需求状况,尽可能及时地提供可靠疫情信息。在重大疫情期间,两种措施同时使用,可帮助事发地政府在对抗民众“谣言”的博弈中保持优势。

在双方疫情“谣言”博弈的过程中,不存在“一战定乾坤”的情况,实际上是一个反复、长期的博弈过程。事发地政府,如果一时占据优势即放松警惕,疏于防范“谣言”,则疫情“谣言”可能以其他形式卷土重来,继续扰乱政府的抗疫秩序。只要疫情在,“谣言”即不会消失,在事发地政府对抗“谣言”的措施,特别是第二种措施力度减弱时,“谣言”就可能在博弈中“逞强”,而在事发地政府对抗措施力度不减时,“谣言”则会趋向于可以忽略不计。

这个持续的博弈过程存在一个平衡点。当疫情“谣言”数量少、传播范围有限、社会危害较小时,事发地政府采取较低水平的法律行动与信息公开措施即可维持博弈平衡。当疫情加重,“谣言”明显增加、传播范围扩大、社会危害明显时,事发地政府可升级防治“谣言”的措施到中等水平,扩大信息公开的范围、频度与深度。当疫情向全国蔓延,“谣言”四起,且传播快速并危害社会稳定时,事发地政府可采取最高水平的措施,抑制“谣言”,直至“谣言”回归到常态的低水平。博弈平衡的维持取决于包括事发地政府在内的社会整体辟谣良性机制的建立并有效发挥作用。

(五)

作为不同社会利益群体进行博弈的“谣言”,不是洪水猛兽般的邪恶力量,也不总是居心不良者的恶毒攻击,大多数情况下可以平常心把它们当作中性信息视之。每当重大突发卫生疫情期间,“谣言”总是起起落落伴随整个过程,只存在多与少的区别,不存在有与无的差异。它们可作为疫情信息供给的“晴雨表”,提醒事发地政府与媒体应有序做好疫情信息的供给。

疫情期间,由于疫情发展及其对民众身体健康危害的不确定,导致民众对相关信息的需求呈几何级增加,这是民众面对社会变故时出于自我保护的正常反应。而这时,社会原有的信息供给体系还没有及时做出调整,就会出现供给缺口矛盾,如果再出现人为的信息控制,矛盾就会越积越多,这就给包括“谣言”在内的非组织化信息提供了广阔空间。这时“谣言”的出现就是必然的。它们的变化与包括政府在内的组织化信息供给状况成反比,博弈表现为“平衡—失衡—再平衡—再失衡”的规律性模式。

作为与“谣言”博弈的最重要力量,事发地政府协调社会资源做好疫情信息供给至关重要。在我国,政府作为社会的法定管理组织,在疫情期间的首要任务是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做好疫情的防控和感染病人的救治。同时对于疫情“谣言”也要有序应对。政府应认识到在新媒体普及的媒介化社会,封锁疫情信息在理论上是不可能的,在行动上是有害的,即不利于发挥民众抗击疫情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政府应秉持开放的态度组织媒体及时公开所获得的疫情信息,掌握与“谣言”博弈的主动权。对于存在明显恶意的“谣言”,法律手段的运用有时也是必要的,只是需要慎重,不能过度使用。


“谣言”的存在与人类的历史一样漫长,足以说明“谣言”有着顽强的生命力,这就决定了与“谣言”的博弈注定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过程。特别是在重大突发卫生疫情期间,很多“谣言”在短期内无法证伪,也无法证实,所以由政府带头组织一支包括卫生、医疗、传媒、科技等领域的专家在内的专业化辟谣队伍是很有必要的。


(王灿发为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邵全红为中原工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