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社会劳动锻炼

由于学院党委和行政领导十分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和革命教育工作，因此师生们在各个教学环节，包括课堂讲授、课程设计、教学实习、生产实习和毕业论文等，都尽可能与生产实践相结合，理论联系实际。这一时期，各年级学生多次进行劳动锻炼，既建设了教学试验基地，又使学生获得了生产实践知识，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1959年10月7日，学院组织500多名新生到大兴县黄土岗公社参加秋收劳动。1960年8月1日，学院党委会议决定：在东坝建立农场，作为干部下放劳动的基地。会议讨论认为，建立农场分两步：第一步先搞40亩地，第二步再搞50亩地，共计90亩地。会议决定此项工作由李先候负责。8月2日，500多名师生到南苑红星人民公社参加为期一周的支援农业生产劳动。1961年2月3日至4日，外语系、无线电系250名师生到学院农场进行为期三个星期的建场劳动。3月3日，255名学生（外语系105名、无线系1960级150名）、 30名教工，先后到学院生产基地——广院农场参加劳动，为期三周。学院农场组成三人领导小组，下设四个队，并由领导小组下设的业务组安排生产。

学生参加社会劳动锻炼时不小心受伤

1961年5月8日，学院党委召开会议，由杨林汇报北京广播学院三月至五月农业生产基地筹建和师生劳动的情况以及存在的问题。会议研究决定：（1）农场大田以种植精饲料为主，用以饲养猪、鸡、鸭等；（2）蔬菜生产以细菜和大秋菜为主，应准备泡菜、制造酱菜，保证过冬菜；（3）仍旧本着因陋就简的原则，必要的基本建设要搞点；（4）在农场劳动时的政治学习问题，仍由农场支部负责组织进行；（5）果木生产应少，作到尽力而为；（6）北京广播学院在中德友好公社农副业生产基地已出苗的麦田，必须收获到手。10月4日至 15日，新闻系 254名学生和教师到12号、13号发射台农场及新华社、人民日报社联合农场进行为期12天的劳动。10月18日，无线电系1960级学生一部分到校办工厂劳动，一部分到农场劳动，劳动时间为12天。

从1962年起，学院相继组织新闻系、无线电系、外语系师生分期分批到农场实习工厂等地进行劳动锻炼。1963年4月11日，学院召开院务委员会，传达市高教局精神，要求学生要有一定的劳动时间。会议一致同意无线电系、外语系学生每年劳动一个月，教师随学生劳动，院直教工根据情况参加。会议还同意学院在12号发射台办的农场秋后停办。此后的劳动由教务处统一管理安排，纳入教学计划。4月18日，北京广播学院操场的修建工作开始，部分教师、学生参加修建劳动，修建工作到26日结束。9月6日，新闻系1960级和播音专修科学生由徐恒带队赴大兴县天堂河农场劳动18天。外语系1960级、1961级、1963级学生由康志荣带队赴12号发射台农场劳动锻炼。9月8日，无线电系1960级学生由邬善新带队赴大兴县天堂河农场劳动，为期11天。10月14日，无线电系1959级学生由张留藏带队赴12号发射台农场和卢沟桥国营农场劳动，为期11天。

1965年春节前后，学院还组织寒假在校的300多名学生和80多名教职工，分别到火车站、浴池、饭店、菜市场等单位参加劳动。6月15日，新闻系本科、无线电系1960级、外语系1964级共200多人、教工近百人参加大兴县红星公社麦收工作。10月份学院根据教学计划开始分四批组织18个班,416人参加东郊新校舍的建校劳动。

学院师生下乡锻炼

通过劳动锻炼，师生们培养了劳动观点，增强了体质，增加了物质财富，转变了思想感情，收获是多方面的。在一系列强有力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作用下，学生的思想觉悟得到了提高。思想政治工作一直是学院高度重视的工作，从1959年建院开始，每一个班都设班主任，每一个系都设政办室。这样就更容易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工作，提高学生的政治思想觉悟，为培养学生的优秀品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章“文革”期间的北京广播学院（1966—1976）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发生的十年动乱,使国家遭受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在这场动乱中，教育战线首当其冲，是遭受破坏的“重灾区”。北京广播学院则是“重灾区”中的“重灾户”。

自1966年5月10日，北京广播学院第一次被点名，到1971年北京广播学院完全停办。五年时间里，北京广播学院如同这个时代的其他院校一样，被急速卷入“文化大革命”的浪潮中，人心惶惶、动荡不安。1966年7月，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前后三次来到北京广播学院，支持造反派夺权，分裂师生队伍，挑动学生斗干部，诬陷学院主要领导，全盘否定学院的工作，造成学院内部的极大混乱和严重后果。

1969年，林彪发出战备疏散“一号命令”，北京广播学院师生员工被迫迁往河北望都。

1971年7月，北京广播学院被强令撤销。

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后，周恩来总理在毛泽东主席的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在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下，北京广播学院1973年得以恢复重办，经过一年多的筹备，终于在1974年恢复招生。在恢复筹备阶段，面临的困难比学院建设之初更为严重：被遣散的教职工难以全部“归队”，被瓜分的图书资料、教学仪器设备、教室课桌和宿舍床铺不能“完璧归赵”，大部分校舍被占用。校园内，疮痍满目，百废待兴。

肩负复校的干部和教职工，发扬艰苦创业的精神，作出巨大的努力，重新建设北京广播学院，并在极为简陋的条件下边建设边办学，虽然这一阶段仍然摆脱不了“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学院还是尽力为国家培养了一批人才。并于1975年开办艺术专业，挑选毕业于艺术

院校的演职人员担任教师，主要是从工厂、农村、部队中招收工农兵学员。 

第一节“文革”前期的重创

“文化大革命”初期，“四人帮”直接插手北京广播学院，诬陷学院为彭真等人的“黑基地”，把几乎所有的领导干部打成“黑帮”，直至强令停办。

一、最早被点名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之后，1966年2月，林彪委托江青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会后下达经过毛泽东主席定稿的《座谈会纪要》，为发动“文化大革命”定下了基调。4月16日，《北京日报》发表批判“三家村”（指邓拓、廖沫沙、吴晗）的文章。四月下旬，学院根据北京市委关于“文化革命”的指示，于1966年4月26日决定成立由五人组成的“文化革命小组”，倪正义为组长，袁方为副组长兼“文化革命”办公室主任。

1966年5月10日，姚文元在《解放日报》《文汇报》上发表《评“三家村”》的文章，此文批判邓拓同志的《长发的奇迹》时写道：“北京广播学院一个同学来信，这个同学也是被资产阶级思想支配了，满脑袋低级趣味，专门注意公共汽车上某个女人的头发多么长，要邓拓说说这样的长发对我们有什么启发，邓拓立刻写了一篇‘腐烂的典型的阿飞’作品。这不是引导那些受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人进一步走向腐败堕落、演变成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么？”在这篇文章里，姚文元挖空心思、无限上纲，给邓拓、廖沫沙、吴晗等人捏造了许多罪名。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北京广播学院最早被点名，随后受到株连，被“造反派”诬蔑为“北京广播学院所推行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青年学生的毒害”。

5月20日，北京广播学院十七级以上党员干部在中央广播事业局听取丁莱夫传达“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后，“文化大革命”运动席卷全国，北京广播学院也像全国其他学校一样，急速卷入“文化大革命”的浪潮中，学院党组织瘫痪，系主任、处以上的领导干部，甚至包括一般的政工干部、班主任，一夜之间大多数都变成了“黑帮”“牛鬼蛇神”，很多人被批斗，戴着高帽子在校园“游街”。

鉴于北京广播学院党委受“造反派”的冲击无法工作，中共北京市委和中央广播事业局根据中央有关指示精神，于1966年6月14日向北京广播学院派出以中央广播事业局副局长李哲夫为组长，政治部副主任王殿举为副组长（后又加派刘洪玉为副组长）的工作组，代行院党委职权，试图扭转混乱局面，将运动控制在一种有序的运行轨道。但于6月20日起，西校师生员工全部搬迁到东校集中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工作组受“造反派”冲击，几乎发挥不了作用。

二、中央文革小组三次来北京广播学院

1966年7月，一些造反派学生拼凑材料，捏造事实，污告学院工作组“镇压无产阶级革命派”，并通过中办一个负责人向毛主席呈送造反派材料。此后毛主席在一次讲话中说：“广播学院、北师大打人问题，有人怕挨打，叫工作组保护自己。没有死人嘛！左派挨打是锻炼。总之，工作组是一不能斗、二不能改。半年不行、一年也不行，只有本单位的人才能斗、才能改。斗就是破，改就是立。”

7月5日外语系学生贴出“一切权力归文化革命委员会”的大字报。矛头指向工作组，实质上是取消党委的领导。少数学生和教工认为这场辩论是打击左派，镇压学生运动的“反革命事件”。有的学生到国务院告状，并由部分学生写成材料通过当时中办某些领导把材料呈送主席，毛主席要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到北京广播学院看大字报。

7月22日，毛主席对各大区书记和“中央文革”成员谈话时，再次提到“广播学院被打一百多人”的问题，要求到会同志到北大、广播学院去看大字报，到出问题最多的地方去看一看。

7月23日，中央文革陈伯达、康生到北京广播学院接见造反派代表，对他们“受工作组迫害”表示慰问；7 月 24日，江青、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到北京广播学院，召开全院大会。公开支持“造反派”，肯定“一切权力归文化革命委员会”，宣布工作组是右派工作组，决定撤销工作组，由造反派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

7月27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张春桥、姚文元再次到北京广播学院，召开大会，宣布成立“临时文化革命委员会”。姚文元在讲话中竭力攻击工作组和党委书记左荧，号召造反派“彻底清算工作组的错误路线”。

1966年8月8日部分学生开始陆续到全国各地进行“大串联”活动。此后，北京广播学院陷入全面混乱，左荧、顾湘、袁方、聂丽兰、康荫、黎沱、高而公、温济泽、徐恒、石岳俊、陈应隆等大批老干部、老教师遭到残酷迫害。

温济泽

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任教（1960—1999）

高而公（1920-1976）

1959年调到北京广播学院，任新闻系采访教研组长，后任研究员，是中国广播事业早期的新闻工作者之一。

面对中央文革的所作所为，北京广播学院绝大多数师生员工都感到气愤不满和抵制。1966 年 8 月 14 日，政治理论教研室教师刘振国、沈禄庚和加纳留学回国的研究生王勃文三人联名给毛主席写信，内容大致有三点：

第一，反映了北京广播学院经过两个多月的“文化大革命”现在一片混乱，诸如党委领导已经瘫痪，正常教学秩序全部打乱，多数干部被冲击，靠边站、挨批斗，现在是群龙无首，人人自危，这种亲痛仇快的事不能再继续下去。

第二，中央文革小组来北京广播学院不分黑白、主观武断、乱扣帽子的做法，使本来就已混乱的局面更是火上浇油。他们这样做不仅与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认识论相违背，而且有损于毛主席的崇高威望。

第三，为工作组鸣不平。认为以李哲夫同志为组长、王殿举同志为副组长的工作组，进驻北京广播学院虽然不到半个月，但混乱局面得到初步遏制，他们没有给运动定框框，怎么能说是“右派工作组”呢?更不应该说他们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这封信所反映的意见，应该是当时绝大多数人的看法，老师中有，学生中也有。9 月底新闻系 1964 级编采班学生曹瑞德化名“险峰”贴出了大字报《中央文革必须来我院检查》，认为中央文革小组在北京广播学院拉一派，打一派，使群众中的对立情绪越来越严重，中央文革要对北京广播学院群众斗群众的分裂状况负责，只有中央文革来北京广播学院检查，消除影响，才能使广大群众团结起来，运动回到正确轨道上来。因为中央文革来北京广播学院最早，所以北京广播学院也最早贴出了矛头指向中央文革的大字报。中央文革的倒行逆施，并没有因为大多数人的反对而收敛，而是变本加厉。

11月2日北京广播学院的一批造反派学生，以要求工作组处理“黑材料”为借口，冲进中央广播事业局机关，砸坏政治部干部处二科的文件柜，殴打保护档案的干部。周恩来总理打电话制止，要求学生撤出。张春桥、姚文元赶到现场，指责丁莱夫、李哲夫支持学生造反。

1966年12月9日，社会上有人发起召开纪念“一二九”，痛打落水狗大会，喊出“踢开中央文革，自己闹革命”的口号，社会上反对中央文革的呼声越来越高。就在这时，中央文革掌握舆论工具，发表社论，反击所谓“十二月黑风”，把对中央文革不满的言行说成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很多人遭受到残酷的迫害和批斗，当时有人指责北京广播学院是“炮打中央文革的急先锋”。刘振国等人的信毛主席没有看到，落到中央文革手里，后果可想而知；曹瑞德的大字报，也株连了许多人。

1月25日在人民大会堂，有人向江青汇报学院学生到地方台造反的情况和学生造反派制造的“1﹒14”二次夺权的情况。听完汇报后江青对周总理说：“我看广播学院没有必要办。”

1月27日“临时文革”“北京公社”少数头头召开全院大会，宣布夺取党政财一切大权，会上宣读了“夺权宣言”和一号至七号“公告”，紧接着向各系、处派出了“勤务员”实行“监督”，或称 “红管会”。

四、被指为“黑基地”

为了制止高等学校等部门出现混乱状态，中央指示各领导部门向学校等单位派遣“军训团”和“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领导运动。北京广播学院也派来了以“叶大宏”为首的“军训团”；之后又派来了“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他们努力做了些制止派性斗争、促进联合的工作。1967年9月，人民解放军军训团奉命进校，调查了解学院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情况。1968年8月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和“军宣队”）奉命进驻北京广播学院，接管学校的党、政、财、文大权。8月24日，学院“革命委员会”成立，工宣队、军宣队进校后，组织了各种形式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促进两派革委会头头和群众实行大联合，当时对稳定局面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在当时形势下不可能有更大的作为，这期间，工宣队、军宣队领导也被多次更换。

1969年5月12日，坦桑尼亚要建海军，要派北京广播学院学斯瓦西里语的学生支援。 5月20日江青在军委办事组给中央关于从高校选调到部队工作的报告上，在“广播学院”几个字下批示：“这原是彭真等基地之一”。于是从六月中旬起，驻院工宣队、军宣队贯彻江青的“批示”在北京广播学院掀起了“砸烂黑基地”的高潮，全盘否定北京广播学院创办七年的成绩，混淆是非，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黑线”“黑帮”“黑爪牙”“黑苗子”的字眼到处可见，一大批领导干部被诬陷。党委书记左荧、副书记顾湘、组织部部长聂丽兰等领导干部被诬陷为“修正主义集团”。“砸烂黑基地”给北京广播学院带来新的灾难。

五、学院停办

1969年10月，林彪发出战备疏散“一号命令”，北京各大专院校纷纷迁出北京。10月30日驻北京广播学院工宣队、军宣队指挥部给中央广播事业局军管小组写了《关于撤销北京广播学院的报告》。报告建议北京广播学院不再继续开办，将学生统一分配，教师、干部、职工统一安排，或下放“五七”干校，其理由是：（1）电台、发射台值班员，维护人员完全可以选拔有实践经验的工人、贫下中农、复员转业军人以及接受再教育的知识青年。（2）新闻系在学校中培养不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战士和新闻工作者。广播事业所需播音员、编辑、电视等工作人员，由使用单位在当地“工、农、兵通讯员”和“土记者”中选拔优秀分子。（3）外语系不再是为广播事业培养外事工作人员，目前所需亚、非、拉各语种，可考虑与其他学院合并，进行合理调整。（4）各地电台所需人员可开办短训班培养各类所需人员。

武子芳（前排右二）等在“五七”干校

11月4月，中央广播事业局军管小组根据“战备疏散”的有关精神，决定北京广播学院师生员工迁往河北望都县张庄，参加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搞斗、批、改。翌年8月才返回学院，历时达9个月。

1970年 2 月 23日，中央广播事业局军管小组向中央报送《请求停办北京广播学院的报告》，8月至9月所有的学生陆续被分配到各地，11月9日全体教职工413名（除留守北京外）下放到河南淮阳中央广播事业局“五七干校”参加劳动煅炼。北京广播学院教职工被编为五、六、七三个连队和一个工业排，编在五连的还有李哲夫、王殿举以及他们领导下的中央广播事业局政治部全体人员（除少数留守外）。北京广播学院原有校舍交给双桥设备制造厂，教学设备、图书资料均调作他用。

1970年5月12日，中央广播事业局军管小组再次向中央报送《关于北京广播学院停办的请示报告》，同年7 月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决定：北京广播学院试行撤销。至此，北京广播学院完全停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