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中的北京城垣与中轴线（一）前门

文学中的北京城垣与中轴线（一） 前门

位于紫禁城的正前方，内城南垣正中的正阳门，规模宏丽，是京都的正门，素有“国门”之称，北京人俗称之为“前门”。作为国门的正阳门如何体现出它的重要性呢，听听规矩就知道了：“京师正阳门，唯跸路所经，始一开启；平日唯从两掖门出入……”所谓跸路，即御路，皇帝出入之所经也。不但平民百姓，就连朝廷重臣，也是走不得的。不但如此，正阳门每日启闭的时间也有严格的规定：“……盖必日出始可开城，而正阳门则丑刻专为趋朝者开放其半，又许入不许出也。”（王伯弓《蜷庐随笔》）由此可见它在帝王时代的尊贵与气度。正阳门自明初修建后，箭楼曾于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和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三次失火并重修，但整个正阳门始终保持着固有的面貌，护卫着帝都的尊严。不过，近代以来，它却屡遭变故，往日风采渐不复存在。

庚子之乱，列强进了北京，慈禧、光绪帝仓皇出逃至西安。八国联军在天坛架起大炮，轰塌了前门城楼。次年，《辛丑条约》签订，北京又“太平”了，两宫便从西安“回銮”。从永定门进入北京后，必须要走中轴线，也势必要走前门。但此时前门已经坍塌，短期内也不可能修复。于是，顾及大清脸面的朝臣十分着急，便下令北京的棚匠行和扎彩子的匠人联合作业——先用杉、木材搭设席棚，然后再用五色绫绸装点其上，一座“城楼”就立起来了。这并非传说，有史为证：“庚子京师拳匪之乱，正阳门城楼化为灰烬，辛丑，两宫回銮有期，奉命承修跸路工程，此规至崇闳，须向外洋采办木料，一时不能兴工，不得已，令厂商先搭席棚，燎此五色绸绫，一切如门楼之式，以备驾到时藉壮观瞻。”（陈夔尤《梦蕉亭杂记》）不知西太后看见这样一座城楼，会作何感想？或者，得知大臣们如此勉力而为、效忠大清国，是否想到要嘉奖、赏赐他们？

正阳门原建筑群包括了城门、箭楼，以及联结两者的瓮城。瓮城两侧有闸楼及卷门，城门前还有护城河桥。旧日在京城享有盛名的“大前门”牌卷烟，上面赫然印着的就是正阳门箭楼。雄阔的箭楼和坚固的瓮城，是防卫内城的要冲之地。瓮城作为内城最外面的“庭院”（喜仁龙《北京的城墙与城门》），以城垣、城门与内城相连，内宽108米，深85米。瓮城内建有两座小庙，一为关帝庙，另一为观音庙。瓮城月墙外，多被商铺占领，是繁华的市集。清末名士对此有生动的描述：“其依附两掖﹝门﹞之隙地，贾人设小市肆，在东曰东荷包巷，西曰西荷包巷：屋如小舟，栉比鳞次，百货所集，金碧辉煌。其货物以刺绣多，故名荷包巷。喧闹萃处，犹有辽金之风”。（王伯弓《蜷庐随笔》）《都门杂咏》竹枝词这样写荷包巷的繁华：“五色迷离眼欲盲，万方货物列纵横。举头天不分晴晦，路窄人皆接踵行。”

前门是内城与外城的交通要害之处，本就拥堵不堪。加之后来前门东、西火车站先后建成，“京丰”、“京汉”线贯通，交通量剧增，其拥堵之状可想而知。梁实秋曾记道：“我小时候坐轿车出前门是一桩盛事，走到棋盘街，照例是‘插车’，壅塞难行，前呼后骂，等得心焦，常常要一小时以上才有松动的现象。最难看的是这一带路上铺厚石板，年久磨损露出很宽很深的缝隙，真是豁牙露齿，骡车马车行走期间，车轮陷入缝隙，左一歪右一倒，就在这一步一倒之际脑袋上会碰出核桃大的包左右各一个。”（梁实秋《北平的街道》）

民国时期，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政府请德国建筑师罗思凯格尔（Rothkegel）制定了改建前门的方案。这次改建拆除了瓮城及东西闸楼，箭楼的面貌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对于此次改建，许多人颇感遗憾。王伯弓说：“民国初，毁去两掖门，改辟四孔，以便车马——自此陵迁谷变，帝城风物，不可复睹矣。”（王伯弓《蜷庐随笔》）奥斯伍尔德·喜仁龙的批评则更为严厉：“今天，这个中央大门给人的印象，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是令人失望的。诚然，门楼仍旧保留原样，但城门马道新开了两道拱门（这拱门似有损结构之坚固性），前面广场也显得过于西洋化，与城楼的建筑风格不大协调。当然，如果从南面（包括昔日属于瓮城空地的颇大的一片荒凉地段）观望，其景象则更令人扫兴。箭楼的情形也如此，不仅如此，它还用一种与原来风格马牛不相及的方式重新加以装饰。箭楼孑然而立，两侧瓮城残垣所余无几。两条直达城台顶部的马道皆呈之字形，台阶中间隔有数层平台，平台上修有汉白玉栏杆和凸出的眺台。不但如此，箭窗上侧还饰有弧形华盖，弄巧成拙地仿照着宫殿窗牍式样。在前门整个改造过程中，箭楼的改建确实是最令人痛心的，而且这种改建简直没有什么实际价值和理由。”（喜仁龙《北京的城墙和城门》）

这次改建，瓮城拆除了，东、西荷包巷也不复存在了，原瓮城内的两座小庙却被保存了下来。正阳门原为“跸路”，清代百姓终其一生也无缘出入一次。民国后，皇帝被推翻了，正阳门又旁开四门，已然“废物”，但周汝昌为了过过瘾，还是去走了一遭，还进庙里看了看：

记得很清楚，那时正阳门两旁城墙根儿上，贴墙有二小庙，一东一西。庙极小，只一间屋。其一为关帝庙，在老北京异常出名，一说庙里的签儿最灵验。我进去看过，见一位道士照料香火，果有上香跪拜求签儿者。我后悔没试试看灵不灵。

另一小庙关闭，不得而入，不知其详，却幼年曾闻二哥说过（他在前门长巷住过）：那庙有一铜驴，正月节间，妇女上庙到此，不生育的少妇，让一个年长的女亲戚或仆妇用衣遮掩着，那少妇则用手去摸那驴肾，羞羞惭惭地，令人发笑称奇——据说也很灵：摸了就能生子女云。”（周汝昌《九门之缘》）

　　承载平民百姓一些世俗愿景的这两座小庙，在“文革”中修建地铁时也被拆除了。这是后话。

　　这次改建虽然受到多方质疑，但前门地区的交通状况倒是得到了很大改善。虽然前门的原建筑群不再完整，其政治意义也逐步褪去，但前门作为老北京的“名片”和象征地位依然没有改变。尤其对于那些初次来京的外乡人，出了火车站，即是前门，依然在第一时间给予他们帝都的气息和味道。孙福熙初到北京时，出东车站门，仰见正阳门楼昂立在灯火万盏的广场中，不禁感叹：“深蓝而满缀星光的天，高远的衬托在他的后面，惯住小城的我对之怎能不深深的感动呢”！（孙福熙《北京乎》）正阳门不仅给人震撼，让人感动，似乎还可以给迷惘、颓唐之人以慰藉。当年飘零已久，满心凄凉与忧闷的潘漠华，来到北京，进正阳门，“看到路旁红墙角残缺的石碑，那枝头开着红花的绿叶树，我就感到喜悦。看到处处庙宇，檐角高敞地掀起，青苔生上檐背，我就钦仰。古色古香，既扑人眉宇，威严伟大也有了”，便“仿佛感到有所依归了”。（潘漠华《心野杂记》）姜德明当年第一次进京，感受到的是箭楼和正阳门的雄伟高大，和站在底下的自己的渺小。她说：“是的，那时我不足二十岁，真的是仰望它。我惊愕地望着众多的城楼，长长的宫墙。”这样的情境让她对“这座大城”感到“熟悉而又陌生”。那是抗日战争胜利后的第三个年头，姜德明震惊于旧都的威严，也感慨于北平的衰落与贫穷：“箭楼下面布满了饮食摊。我找了一个稍为清洁一点的卖豆腐脑的摊子，坐在小板凳上，刚端起碗来，不知从什么地方一下子围过来五六个少年乞丐，一个个向我伸出了肮脏的小手。”这种情形似乎让她有点儿不相信：“这就是我们的大都，这就是我们大都的子民吗？”所以，直到四十年后，她还清楚地记得“那褴褛的衣衫，那菜黄色的饥饿的脸”。（姜德明《北京乎·编者的话》）

对于“进”北京的人们来说，前门是期待，也是印证。对于“回”北京的人们来说，前门则是“召唤”。孙福熙就说：“一片绿色中远见砖砌的城墙隐现，而黄瓦红墙的城楼并耸在绿叶的波涛中，我能辨别这是正阳门，这是紫禁城与别的一切。”对于南来的游人，看到“在烈日高张的前门道上，人力车夫和行人车马的混乱，那立在灰沙中几乎被隐住了的巡士，和四面似乎都蒙上了一层灰雾的高低的建筑，甚至道旁那几株油绿的街树”，都会让他感到“啊啊，这不是委婉多情的南方了”。（叶灵凤《北游漫笔》）而对于常在北京的人们来说，前门处可以是荡涤心灵的“良药”，也可以是心绪的外化与排解之地。

孙福熙就认为前门的圆月有荡涤心灵的作用，所以曾倡导大家多去看一看：“您住在南城吗？您该往先农坛或游艺园的水边。万一您十分的忙碌，也该在经过前门时停留几分钟。汽车的号声照常威吓您，洋车夫照常的叫你‘里走’，火车站汽笛照常的引起你忙乱之感，然而你将看见东面起来一个大而且圆的月，为平日所没有的您平日刻刻防备仇人用毒计陷害您，此刻，在这清淡的月光中，您当有纯洁与安静之感，您自然的放下心机，不愿防备了。而且，在这光中，您的仇人也受感而不想欺侮人了。您那时会明白，月光是不分等次的普照一切恩人与仇人的。怕看他人凶恶的面庞时，最好对镜看看自己的，您会发现原来自己恼怒时的面庞也是这样凶恶的；以人心凶恶为可恨的人，能在月光下照见自己的心的凶恶，看月是洗涤心肠的好方法。”（孙福熙《今夜月》）如今的前门，除去没有了城墙，没有了护城河与护城桥之外，大抵保存了一些原貌，只是不知道霓虹闪烁之中的圆月是否明亮依旧，也不知道忙碌的人们有没有古典的心境，去驻足望一望给人“纯洁与安静”之感的圆月？

前门有时候的形象也会变得非常的怪异，那是挣扎于绝望之中的诗人心绪的外化与折射。徐志摩曾在1929年写过一篇关于北平的诗散文，名曰《“死城”——北京的一晚》，也有人把它归为小说，因为虚构了“廉枫”这一人物。其中是这样描写前门的：

在灰土狂舞的青空兀突着前门的城楼，像一个脑袋，像一个骷髅。青底白字的方块像是骷髅脸显着无限的忧郁，廉枫从不曾想到前门会有这样的面目。它有什么忧郁？它能有什么忧郁。可也难说，明陵的石人石马，公园的公理战胜碑，有时不也看得发愁？总像是有满肚的话无从说起似的。这类东西果然有灵性，能说话，能冲着来往人们打哈哈，那多有意思！但前门现在只能沉默，只能忍受——忍受黑暗，忍受慢慢的长夜。它即使有话也得过些时候再说，况且它自己的脑壳都已给蝙蝠们，耗子们做了家，这时候它们正在活动，——它即使能说话也不能说。这年头一座城门都有难言的苦衷，真是的！在黑夜的逼近中，它那么壮伟，它那么博大，看得多么远，多么孤寂，多么冷。

　　廉枫的身上肯定有徐志摩的影子，不知那时的徐志摩的生命之舟陷入了怎样的危机，让一向歌咏“爱与美”的诗人，让北京变成了一座“死城”，让前门在他的笔下显得如此的破落、苦闷且面目狰狞……

或许，只有老北京人才能理解前门对于他们的意义。深得老北京文化之“味”之“神”的老舍笔下的祥子，不知道自己的生日。当第一次买上自己的车的时候，他把这一天当作了自己的生日和车的生日，还戏称为“双寿”。怎么过这个“双寿”呢？祥子有个主意：“头一个买卖必须拉个穿得体面的人，最好不能是个女的。最好是拉到前门，其次是东安市场。”（老舍《骆驼祥子》）今天的前门，只剩下孤零零的箭楼和城门。对此，怀旧的人们这样认为：“旧时之城是个活的肌体，门极关紧要——并非如现时这样，墙垣既毁，孤立在那里像个‘积木’垒成的‘大型玩具’，谁也不去从那儿出入，已成为一个标本式的‘死物’了。”（周汝昌《正阳门》）但是，假使连这些标本都没有呢？留着它们，至少可以慰藉一下人们“思古之幽情”，至少可以给这座城市多留下一些昔日的陈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