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作为一线新闻发布亲历者，这40多天你有哪些体会？
董关鹏：最大的体会就是，新闻发布是个好制度。无论是开发布会、接受采访、还是出版白皮书，新闻发布作为一项制度要推广、要扎根、要坚持。这是一个以人民为中心的制度。越是在危难时刻，就越是既要做好、也要说好，让人民放心、安心、满意。突发公共事件处置中的一线领导干部，再忙、再累也要每天拿出专门时间向公众发布；再难、再苦也要直面问题、充分准备的开好每场发布会。
某次有一位领导在跟我交流期间，说着说就睡着了，我和他身边的工作人员都不忍心唤醒他，听说他之前已经两三个晚上没睡几个小时了，我们那天让他睡了半个小时，他自己突然醒来还埋怨我们为什么不叫醒他。那一夜的准备持续到很晚，后来的发布会也很成功。其实，很多关于第二天新闻发布会的交流是在当日凌晨展开的，有些干部忙了一整天，突然就睡着了，这也很正常，他们醒的也很快，夜以继日地工作，就为了让事实公开、让科学传播、让人民放心。想起那些天家常便饭般的熬夜甚至通宵，也真的是艰难，但是最终我们还是一起熬过来了。
这次疫情，很多无名的官员和工作人员并不在医疗表彰范围之内。媒体和群众大多认为把人从死亡边缘给救回来的一线医护人员最伟大，我完全同意。同时我也想说，疾控工作一线和社区一线等岗位也是一样重要的，毕竟预防胜于治疗，不能够有效的阻隔，就会使感染者源源不断，甚至重症患者源源不断，到那个时候四万乃至四十万医护工作者支援当地救治工作也是不够的。国家后来也专门表彰了疾控和社区的同志们。
我在想，有机会的话也表彰一下这些连续出席发布会，哪怕被网民批评、质疑、甚至被国外政客谩骂也在坚持讲述英雄的武汉人民抗疫全过程的发布人，他们有的是领导干部，也有医护专业工作者。我觉得他们让我们看到了真相，了解了彼此，建立了信任，加强了合作，并最终共同战胜了疫情。他们甚至从未期待被褒奖，却也在坚守，我们应该为他们点赞的。
当然，我并不想过度夸大这些发布人和发布会的作用，毕竟做得好才能说得好。
有一件事，我还想强调，那就是在武汉参加了这么多场发布会，会前会后、场上场下，没有一个领导说咱们要隐瞒或者造假什么的。会场内外都是正气十足、真诚满满、阳光遍地。四十五个日子，他们没有让我这个挑剔的专家失望。尽管表达层面的小瑕疵依然存在，其实在我们发布专班接手指导后，也有发布人在讲话期间掉了口罩、乱了头发或者失了声音，但是都没有被网民再次判断为“失误”。我相信是群众看到了他们的真诚，他们的务实，他们的内心。所以，我也觉得，人民是最伟大的，人民是最有判断力的。他们在了解真相与科学之后，珍惜我们的团结、珍惜我们的胜利，并自豪的相信这一不争的事实，那就是英雄的武汉人民在全国的支持下打赢了一场抗疫的人民战争。
我也不想过度夸大新闻发布的作用，但我也要替新闻发布说话：业务部门没做好的事不要期待我们宣传部门替大家说好，但是业务部门做好的事一定要留出来时间、认真准备的把它说好。这次疫情前方新闻发布从被动到主动，我认为后来的每位发布人都很棒。既然每时每刻都在为人民用心的做事情，不说真的好可惜，甚至将来会后悔，我觉得我们要始终尊重他们带给我们的诚意，并因此而放心。
谈新闻发布创新
“国字号”发布厅搭在一线有深意，欣慰看到把普通人请到国家发布会
南都：这次疫情期间前方发布会有哪些创新之处？
董关鹏：突如其来的疫情，是前所未来的挑战。前方的新闻发布工作，不是为了创新而创新的，而是当创新成为了攻坚克难的必由之路，我们就毫不犹豫从此走过。为了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目标和理念，为了克服诸多困难，我们必须创新。
第一个创新是把“国字号”发布平台搭在武汉，也就是把“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国家级新闻发布会开到了疫情的一线。完成这一实践，来自于中央领导的高瞻远瞩，是中央对湖北和武汉人民的深厚感情的表现。作为实现这一创新的专班成员，我倍感光荣与欣慰。它给予人民信心、给湖北官员鞭策。
第二个创新是5G技术在新闻发布当中的应用。由于防疫要求，发布人与提问记者面对面的发布会被叫停。如果没有替代机制，我们的透明公开实践很可能就要被中断，而创新会帮助我们解决这一难题。这个创新就是利用长江云的5G技术和团队，把物理条件上发布人和记者压根不能见面的、本来不能再开的发布会给开出来了，而且一直连续开到现在，这是非常伟大的。5G发布会是通过“长江云”为所有媒体提供公用信号，它给各级各类媒体平等的提供发布会全程相同的高质量直播信号资源，无形之中也拉平了媒体之间的地位，让更多新媒体与传统主流媒体共同报道，让新闻发布的到达率空前提升。今年五月召开的全国两会新闻发布，也采取了这种模式。湖北一线发布的创新经验，已经在被推广和使用。
第三个创新是坚持向全世界进行透明公开的传播与分享。国新办两次邀请在华的境外媒体朋友们，在北京的国新办新闻发布大厅提问，然后组织一线救治骨干专家在武汉用英文举行新闻发布会，即时发布并即时回答。记者们在第一场发布会后纷纷打电话予以肯定，所以后来又开了第二场。我很高兴能够协助国新办工作专班和发布人们完成了这次国际创新。
第四个创新是把普通人请到了新闻发布大厅。国新办把医生、护士、公安民警、社区工作者和快递小哥请到国新办发布会直播现场讲述他们各自在疫情中的努力。三八国际妇女节那天，还请了各界妇女代表讲述他们的坚守家园与抗疫斗争。作为专家，我特别乐见官方发布会上人民讲述亲身经历真实抗疫过程的氛围和局面，这些都是我由衷感到欣慰和自豪的。
南都：您此行为新闻发布总结了哪些经验？
董关鹏：我觉得要说经验真的很多。很多都是非典之后十七年来不断总结和沉淀下来的。这次的特别之处在于新冠疫情与5G舆情交织、国内国外舆论共振，在这样前所未有、突如其来的挑战下，我觉得至少有“势、道、术”三个方面的经验：
一是宏观大“势”，要充分认识全媒体时代的特点，要用全媒体的高度、广度和格局去解读舆论、引导舆论。比如新闻发布会要每天坚持开，才能满足全媒体海量信息的需求，会中不分彼此的共享直播信号、会后抖音和快手等短视频二次传播等，都是对全媒体时代高速舆情、百变舆论等特点的最好回应。
二是中观之“道”，要充分实践“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新闻发布会不是开给上级看的，是开给人民看的。不是完成任务的，是履行使命的。人民关心什么、担心什么，就去发布什么、解读什么。在合适的时候，还要请人民的代表走上发布台，讲述人民战争中的人民抗疫故事。发布会成功与否，只有人民说了算，人民满意就是成功了。
三是微观之“术”，要充分准备每场发布会的技术环节，力求流畅、可信的召开每一场新闻发布会。在国际舆论斗争中，我们逐渐归纳并趋于成熟的“时间轴+逻辑塔+证据链”经验也希望获得最多的采纳与应用。
首先是“时间轴”，也有人称其为“纪事”。每日的新闻发布有大量的信息碎片组成，极易被一些西方政客及其附属媒体力量断章取义的使用并用来攻击我们。而将大量事实碎片有机整合的最好办法就是梳理时间轴。国家和卫生健康部门处置疫情的时间轴一发出来，很多谣言就会不攻自破。权威的时间轴也会替代更多媒体和民间自发整理的不完整、不准确时间轴。
其次是“逻辑塔”。整个抗疫过程中有很多逻辑，比如“应收应收，应治尽治”，没有应收尽收、应治尽治，导致来再多全国一流的医生护士也救不过来，因为还在产生新的患者。由这个逻辑引出来为什么要建方舱医院，呼吁轻症去方舱，重症的去ICU，不要轻的重的都跑大医院，容易把医疗机构第一时间挤到瘫痪等等。逻辑也是道理，道理明白了，碎片的事实也就组合到一起了。我们的新闻发布会既要发布碎片，也要把碎片精细的搭建成为逻辑塔，引领大家的共识。
最后一个是“证据链”。如果没有证据链，就会不停地被一些声音质疑，比如说西方政客总是质疑病毒所是不是传染源、有没有泄露等，病毒所党委书记接受的采访、P4实验室接受路透社采访以及发布会上领导关于相关问题的回应都成功将大量证据组成有机的链条。证据确凿了、证据链条清晰了，就必然具有更大的说服力。
综上，三个方面的经验其实是我的观察与思考。6月7日发布的白皮书，是上述发布经验的集大成者。新闻发布会伴随着事件本身而成为过去式，而舆论引导的效果一时可能还不一定达到我们所期待的效果。这个时候我们需要重复、需要坚持。重复的过程中，要不断的再次“划重点”“解难点”，而且还要为纷繁复杂的内容“做串讲”。所以白皮书把我上边讲的“时间轴”“逻辑塔”和“证据链”再次拓展与升华，成为让事实与科学脱颖而出的又一次伟大力量。这些做法，当然是很好的经验。我相信国新办工作专班的领导和第三方的学界同仁专家们还会看到或总结出更多其它的经验，我期待与他们互动学习。
谈新闻发布制度作用
好制度在于长期坚持，海量信息时代不需急功近利
南都：作为学者，您怎么看待重大突发事件新闻发布机制发挥的作用？
董关鹏：新闻发布的作用首先是回应关切。比如新任湖北省委书记上任后不久对外公布的疫情数字大幅度增加，中央指导组翌日即召开新闻发布会及时回应关切、释疑解惑，解读这个增加的原因与诸多细节。这是非常必要的，而且务必还要强调及时两个字。
其次是议题引领，或者叫引导舆论。一场大的疫情来了以后，群众缺乏专业知识，甚至一些该行业的专家也没经历过，但是他们会比群众更早得出一些解决路径，这种时候引领话题能把大家都引领到“科学决策、客观决策、正确决策”的道路上。
第三是解读难点。对焦点、重点、难点问题不仅不能有畏难情绪，还要有必胜信念。一旦决定上发布会，每次要把难点问题尽量说透说到位。比如湖北解封后，一些关卡和管制措施要逐步撤销，最长可能要过渡数日，警方和交通厅当日就这一块重点解读，之后干部群众一次性的就接受和理解相关政策实施期间的合理性和可操作性等问题。
第四是共享事实。要把持续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作为一个媒体和民间优先采信的“海量信息”库，这对抗疫整体新闻舆论工作可以起到很大的托底功能。放眼世界，现在靠一场发布会或者几场发布会马上结束所有质疑“定乾坤”的时代恐怕已经过去了。5G时代最大的特点叫“海量信息”，海量信息时代对新闻发布会的效果评估而言，一定不要急功近利，不要求一时一日成效，只要坚持直面问题、回应关切，最终会获得理解。一些群众和网民会受情绪所左右、被不安全感裹挟，会就官方发布的事实提出有很多版本的质疑，甚至会毫无证据和逻辑的“反智”“反科学”。这种时候需要定力、耐力和毅力，等大海退潮后，岸上到底是贝壳，亦或珍珠，还是泥做的赝品，大家还是会看得很清楚的。
第五是影响世界，即在国际传播中发挥重要作用。我们两场全英文国际对话的发布会，开启了中国和国际间密集的信息分享，甚至成为了更多国际分享与对话的孵化器和启动仪式。之后CGTN举办了数十场中国专家与海外连线的事实分享活动。
总的来说，通过这次疫情证明，以透明公开为目标的新闻发布是一个好制度。好制度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有效，但是要想有效，就必须得坚持。中途不能轻易气馁、放弃和退场，任何的质疑、起哄与喝倒彩，都要成为我们坚持的动力。只要策划到位、准备充分，不仅当时会有效果，关键是它长期也有效，只要坚持、坚持、再坚持。
谈新闻发布打分
湖北是耐力冠军，卫健委是京鄂接力赛第一名
南都：这一次疫情大考，如果你是考官，怎么给这次新闻发布表现打分？
董关鹏：在学校我会给同学们打分，而这次的抗疫发布大考，我也应该成为被打分评价的团队成员。我们都知道“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才是阅卷人”。这次的难题是“疫情”与“舆情”的混合考试，我想每一位坚持在一线的抗疫者都应该首先获得过关的分数。而接下来的评价，我认为各个单位都有他们各自的特点。打分评价的权力属于人民。
这次抗疫新闻发布工作是一次极限考验定力、耐力和毅力的“马拉松”。如果看全球的疫情，有可能尚未过半，因此我们只能说这个“马拉松”才跑到一半而已。
从我国截止到目前的情况来看，湖北的新闻发布工作由弱转强，从回应关切、坚持不懈等关键要素综合评价起来，尤其是我在一线亲身体验、苛刻观察，我建议人民要高度评价他们持续百日的新闻发布努力。在不骄躁、不气馁和坚持发布方面，他们是表现最好的省份。我认为，这得益于他们新闻发布工作的最关键负责人，那就是省委宣传的常委部长、分管副部长和新闻发布处处长这三个关键人。她们从1月底2月初就开始钻研于发布，虽然历经一些波折，但是从2月底开始，根据各方评估报告，他们已成为回应关切和持续发布数量和质量的冠军。和任何一个省份相比，过去数月时间，他们遇到困难挑战最多、压力最大，所以说他们真的是最不容易的、最了不起的。
以部委来看，我觉得国家卫健委的表现排在第一名。虽然有专家讲，“谁家孩子谁抱，谁家问题谁讲”，抗疫的事情就得国家卫健委来说，这是天经地义的。但是以往数年的突发事件中，总还是有些部委没有完成处置中新闻发布的职责与使命。这一次疫情，国家卫健委做好抗疫新闻发布的诚意、行动与效果确实是尤其值得充分肯定的。
例如，国家卫健委宣传司司长宋树立是拥有十余年经验的资深新闻发言人，她从疫情开始就坐镇西直门的国家卫健委新闻发布厅现场，坚持每日发布。后来她随中央指导组和国家卫健委主要领导团队驰援武汉百余日，在前方组织多种形式的新闻发布，把更多院士专家、资深官员和医护工作者策划和组织到聚光灯前，全方位的讲述抗疫斗争的方方面面，她自己反而从台前转到幕后，成为成就卫健委发布大局的幕后英雄。
在委党组和宣传司的策划与安排下，钟南山院士、李兰娟院士、王辰院士、张伯礼院士等一次又一次的面对镜头解读进展，体改司司长兼专家组组长梁万年和医政医管局监察专员焦雅辉等坚持几乎每日向媒体解读最新政策。他们的流畅表达，讲科学有理有据、讲数据信手拈来，如数家珍，而且有真情实感，很多群众听到看到都流眼泪了。
还有国家卫健委宣传司副司长、新闻发言人米锋也很不容易，他与宋树立司长一南一北，各司其职。米司长留守北京，无一日缺席的连续主持了百余场国家卫健委和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的每日直播新闻发布会。要知道，除了发布会，他还得负责更多服务媒体和回应各方关切的工作。他们都是在挑战极限的人，为了不辱透明公开的使命，他们竭尽全力、毫无保留。
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做得比较好的还有国家发改委、工信部和科技部。专家们统计，这些部委的主要司局，几乎有一半以上的司长都到国新办、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和湖北省的新闻发布会发言了。
除此之外，北京、上海和广东，特别是广州市等也都做到了疫情期间的持续每日发布。北京的发布会稳重、严谨、权威，上海的发布会推出了张文宏等幽默风趣的专家，而广东省和广州市的发布会也都因钟南山院士的多次出席而备受关注。其中，北京和广州在一些突发事件后的快速反应值得称赞。在自驾车接岳母返京一事后的北京发布会反应非常迅速，直接回应。在涉及非洲籍人士在广州的敏感问题，广州也做到了当天就回应，直面问题。这两者都是值得肯定的。
南都：您怎么看发布会出现的很多“网红”，比如张文宏等人？
董关鹏：我乐见科学范儿、严谨范儿、技术范儿的人成为“网红”，毕竟“网红”代表着流量和关注。让科学与事实的讲述者被更多人追随与喜欢，这是好事。从而实现，我都在重复的目标——“让知识成为常识、事实变成共识”。与此同时，希望大家还是把他们和娱乐“网红”区别开来，因为科学“网红”一旦被娱乐化，很可能会毁掉这些极为珍贵的科普和辟谣快速通道，那就十分遗憾了。
谈新闻发布制度17年
从“只做不说”到“边做边说”，这是伟大系统工程
南都：作为见证和推动我国新闻发布制度的学者，如何看待新闻发布制度这一路发展？
董关鹏：我认为，今天的新闻发布制度是取得了非常大进步的，而且国家队和很多经验丰富的省市队伍是精干的、负责的。白皮书里的说明和很多专家的评价我们都看到了，本次抗疫中，中国比任何一个国家都召开了更多的新闻发布会，我们无一日不发布、无一日不公开，京鄂两地联动的每日发布在数量上、质量上、科学成分的含量和坚持的时间跨度上都是远远超过美国和欧洲国家的。
说来话长，我是从2001年秋开始参与新闻发布制度建立和推广的过程的。那个时候我刚刚来到清华大学工作，我所在的团队受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委托开始研究美国911事件以来的应急新闻发布机制和对我国应急新闻发布策略的建议。与此同时，我们被要求边研究，边举办传授知识、收集反馈、完善方案的高级研讨班。所以我说，2001年到2003年是这个制度近年大发展的“准备期”，当时我们承办了后来全国新闻发言人培训班的前身，叫“全球传播高级研讨班”。那两年的研讨班关注了三个焦点，第一是新闻发布和政务公开的常态制度安排，第二是突发事件处置中的舆论引导全过程实践，第三是新媒体在新闻发布过程中的应用。
2003年秋，大家熟知的全国新闻发言人培训班正式启动，一直办到2006年，覆盖全国、深入人心，制度的普遍建立基本上达到了，应该说是局面打开。但是这时候，我们发现各地仅仅依靠举办新闻发布会进行常态和应急舆论引导的实践，不能够满足媒体和公众日益提升的需求，所以在2006年又举办了为发布会后提供纵深采访支持的全国“采访线”工程系列培训班，也就是要求发言人不仅在发布厅里开发布会，还要在发布会前后为记者提供深入采访的便利，带着记者对会上提到的内容进行纵深式了解，由平面和静态转变为立体而动态的发布“线”。 2010年，中央连续举办多个层次的党委新闻发言人培训班，从党到政、到企业、到社会组织的新闻发布和发言人制度已经全面建立。我们欣喜地看到，新闻发布让国家治理的透明公开再进一步。
然而，2011年“723动车事故”那场发布会暴露出来两个问题，引起了领导、发言人同仁和专家们的普遍重视。这两个问题，一个是我们常规发布强，应急发布弱；二是对新媒体的特点和风险了解不够，方法和技巧掌握不足。这时候，出现一些专家和媒体人认为新媒体技术会颠覆新闻发布会和新闻发言人制度，也有人说新闻发言人制度“有名无实”。在一定程度上，那一两年，很多一线发言人和专家都在反思，其实也是在默默地向新媒体技术学习、向中外创新前沿借鉴。
2012年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新闻发布制度的发展又迎来了一个新的高峰。特别是在2013年8月19日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之后，根据“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的总体要求，新闻发布工作很快适应了来自新媒体的挑战，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基础上，理论拓展、实践升级。作为一项制度，通过一系列中办、国办文件和条例修订等提出的要求，新闻发布工作全面提升。2013年以来的这些年，国务院新闻办每一年举行新闻发布会数量都在持续攀升，而质量也在大幅度提升。
新闻发布的课程成为各级领导干部在党校学习的必修课程，一些创新的高级培训课程也被引入他们中间。比如全国三十一个省区市分管应急和安全生产的副省长被邀请和他们的省安监局（厅）党组书记、局（厅）长和省委宣传部分管新闻、网宣和外宣的副部长坐在同一个教室里共同学习一周实践，题目是“如何做好应急新闻发布工作”，学员们牢记“通过提供信息的方法引导舆论、通过服务媒体的方法获得媒体的理解和配合”这样的宝贵经验。及时提供信息、真诚服务媒体从此成为我国应急管理一线官员们的共识，我觉得这是非常大的进步。
当然，中国是一个大国，一项工作的长久持续发展，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三十一个省区市的情况也是千差万别。一个新闻发布做的很好的单位，也可能会因为干部新老交替、部门职能调整等因素而发生变化。我们需要通过更多的制度安排、专家介入、技术支持、法规保障和监督机制等来确保这些因素带来的影响最小，而新闻发布制度本身的执行最稳健、最高效。
南都：回顾这17年，你认为新闻发布制度经历了哪些变化？
董关鹏：制度上“从无到有”，实践中“从有到优”。这是我的概括。但是中国之大就决定了发展的不均衡，新闻发布制度的建设在各地也是千差万别。从全国来看，除了国新办和各级党委政府每年举办的新闻发布会次数一年比一年多且创新不断、质量稳步提升以外，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新闻发布自觉性、整体性和及时性都大幅提升。比如说非典时候一些官员坚持“只做不说“，哪怕他做得还行也不说，到最后只能让他们“引咎辞职”。而2011年的“723动车事故”，事故第二天接近深夜才开首场发布会，实际上他们已经全面开战抢险救治工作二十六七个小时了，这是“先做后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从湖北监利沉船事故开始，我们不仅要求、且真正做到了“边做边说”。那一次，国新办也有工作专班，副部级领导带队亲临一线，敦促相关部委和湖北省发布、也支持和帮助他们做好新闻发布。与723动车事故不同的是，发言人团队与核心决策与救治团队同行，且第一时间召开发布会。不论第一场发布会后网络舆论如何，坚持天天开、不间断开。不断发出的海量信息，极大地扭转了谣言满天飞的局面，误解退去、共识显现。现在看来，“723动车事故”那次发布会有一个关键问题在于，开完一场准备不够充分、效果不佳的发布会以后，就再也不开了，其实这是遗憾的。如果第二天继续再开，第三天再开，很有可能到第四天、第五天大家对整个事故的情绪和怨气就会因更多信息的发布而得到化解，人民群众的共识更多到回到事实和真相本身的理性框架中来。
简单来概括，就是从2003年非典时候的“只做不说”，到后来一些事故灾难处置中的“先做后说”，到党的十八大、特别是十九大以来，现在全面推行并在很多地方和事件处置中实现的“边做边说”，这样的发展和变化，是非常不容易的，也是我们必须坚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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