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研究就是寻找最具解释力的框架和方法”
胡正荣曾经把自己的学术道路划分为三个阶段：1986 年至1995 年是受到“传播学召唤和学术起步” 的几年；1996 年至2003 年是完成博士学位攻读并且在国际视野的推动下实现“学术研究上路”的关键性进阶；而2003 年以来则被他称为是“远未完成的国际化”。对于第三段依旧在路上的征程，胡正荣对自己还有着更细致的解读。
“ 如果细分的话，2003 年至2006 年应该算一个吸纳、咀嚼、回味的阶段。我开始把在国外学习到的东西应用到我的研究中去，所以这个阶段中我发表的一些论文和我过去的学术立场都不太一样，我自己也认为我的学术视野变宽了。”正是在这几年间，胡正荣先后发表了若干具有转折意义的代表作，包括2003 年的《后WTO 时代我国媒介产业重组及其资本化结果——对我国媒介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注：发表于《新闻大学》，2003 年秋季号），英文论文 The Post-WTO Restructuring of the Chinese Media Industries and the Consequences of Capitalization (注：发表于Journal of the European Institute for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e.2003，Vol.10.4)，以及2005 年的《我国媒介规制变迁的制度困境及其意识形态来源》（注：发表于《新闻大学》，2005 年春季号）等等，这些文章的出炉真实反映了胡正荣在理论框架的融合与创新方面所做出的尝试以及他对日益明朗的学术理想所付出的努力。
“刚开始读博的时候， 我也是什么热研究什么，没有形成自己的一套理论。2003 年从加拿大访学回来以后，对批判学派的东西开始接触比较多，所以后来做研究的时候，我的框架基本上都是从批判的角度来做，大部分采纳了政治经济学的东西。但是与此同时，我也不排斥意识形态分析，也不排斥文化研究。我认为学科是交融的，研究方法是交融的，框架体系同样如此。做社会研究绝对不能单一化，必须要多视野、多角度地分析问题，所以对我来说，有解释力的东西我都要用。”
“为什么说国际化的阶段仍是未完成的呢？ 就是因为我前面提到的反思问题。我已经吸纳了国际化的一部分东西，虽然不能说很成熟或老道，但我总在想：我吸纳的这些东西是否管用，当它不管用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 毕竟，传播学的研究是要有地方性特点的，将西方通用理论当作一把能开所有锁的钥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考虑的是，能不能有一套框架和体系，可以对中国的现实做非常有力的解释。应该说这是2006 年以后我一直在思考和寻找的东西，但是还没有答案。不光是我没有答案，世界各地的学者们都没有答案。所以，学术研究其实就是不断寻找对现实最具解释力的一套框架和方法，而这恰恰是最令我困惑的。”
实际上，这个令胡正荣感到困惑的问题还有着更为深刻的背景。“新闻传播学的研究就各国来说体系是不一样的，你不承认都不行。这和我们了解传播学有批判学派和经验学派的区别是相似的。像美国以实证为主，非实证的他们根本看不上。而欧洲有文化研究学派、政治经济学派，他们却认为并非一切都可以测量。再比如法国的后现代和德国的后现代也都不一样。经济学里同样有芝加哥学派、凯恩斯学派。心理学还分实验心理学、精神分析等。西方仅仅政治理论就有很多，包括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还有女性主义、环境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等。所以说， 世界上没有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学术体系，没有的。”胡正荣认真地说道，“如果说哪个国家的新闻传播理论已经有现成的东西， 并且做得很成熟，我们就直接拿过来用，这绝对是自我矮化和奴化，反而不是科学的态度。”“所以，虽然不可否认各国文化之间有相通之处，但是任何文化和经验也存在着本土差异。谁敢否认地方性经验和地方性知识是不存在的， 我认为那就不是一个严谨的学者。”胡正荣笑道。
“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是铺路”
胡正荣对于个体命运和时代环境之间的关联时刻保持着清醒的认识，这很容易让人感受到他发自内心的谦谨与自持。他曾说，他个人的发展受惠于难得的历史发展机遇，他在事业上施展才华的20 年，正是北京广播学院大发展的20 年，是中国媒体大发展的20 年，也是中国社会大发展的 20 年——“我出生在一个很有利的时代，简单说，就是生逢其时”。
“我是一个很幸运的人，当然也不排除个人的努力，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是很勤奋的，因为不时刻准备着，机会来了也不会属于你。但是我幸运的地方就在于，我进入这个圈子很早，上大学就对这个领域有兴趣。我第一次参加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的时候（注：1993 年6 月，第三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由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与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系在厦门联合主办），算是年龄最小的。当时与会的包括戴元光、段京肃、李彬、郭庆光、张国良等，我和他们的年龄小的差六七岁、大的差十几岁，所以说我很幸运很早就进入了这个圈子。当然，在我眼里，我们都不是第一代传播学者，北京广播学院的苑子熙、中国人民大学的张隆栋、复旦大学的郑北渭，这几位老师真的是在国内三所高校里最早引介传播学的。我们不能苛求那一代人的知识结构怎么样、外语水平怎么样，虽然他们并没有做深入的研究，但最起码他们那时候已经开始介绍了，我始终认为一定要尊重老一代学者。”
正如他所说的，从1978 年传播学正式引入中国算起，早期的传播学研究者为学科的建立和传播学教育的开启立下了汗马功劳。这些人当中，除了胡正荣所提到的苑子熙、张隆栋、郑北渭几位元老之外，还包括复旦大学的陈韵昭，中国人民大学的林珊，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的张藜、徐耀魁等一批资深学者，并且逐渐形成了南北呼应的两大学术阵地和几个具有代表性的学术共同体。作为老一辈领军人物，他们对早期中国传播学的贡献可谓功不可没。
说到这里，胡正荣用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如果上一代人完成的使命是引介的话，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就是典型的铺路。我们不指望马上就建高楼大厦，因为我们这代人由于自己的学科背景、学识经验各方面的原因，只是在引介的基础之上做了铺路的工作，也就是使传播学在国内先初步建立起来了，并且确立了它的学科地位。但至于是不是奢华、有没有修饰，那个先不谈，我们的使命就在这儿了。所以说，如何让传播学更有实力、更加丰富，并且被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认可， 我们还有一段很长的路程，这需要下一代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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