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社会转型与信仰重建》这本专著，从人类信仰的角度来研究社会转型期出现的林林总总的问题。该书独辟蹊径，提出了社会转型期研究的新思路,聚焦出社会转型期研究的新视角。人类信仰问题的研究者历来不少，您的这本专著却别具特点，能简单阐述一下它的特色吗？
荆所长：没想到，你还会关注这本书。这是 1998 年的博士论文，1999 年出版的，也十几年了。的确，我想任何一个具有博士学位的学者，他的博士论文应该是他研究成果中的巅峰之作。反正我是这样。这本书积淀了我对信仰研究的最高成果。至于说到这本书的特色，我们应该回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那个时候，中国社会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最关键的时刻，社会转型期的诸多重大问题一一浮现出来，其中，“信仰”这个统摄人们精神世界的问题成为重中之重。我一开始是想构建一个研究信仰的庞大理论体系，但是被我的导师陈晏清先生制止，他让我先从解决当下中国社会转型中所遇到的信仰这个重大现实问题开始。因此，我就以《社会转型与信仰重建》为题，以“问题”为中心，理论地地展示了我对这样一个重大社会问题的看法。论文完成后，我把它的核心观点整理成一篇学术论文，发表在当年的《光明日报》理论版上。
说到这本书的“特色”，当年发表在《哲学研究》的书评是这样总结的：“该书立论的角度在于，社会转型期出现的信仰危机是现代社会一个具有普遍性的问题。为此，作者把西方社会的信仰危机作为特定的文化参照坐标来论及和阐释中国社会转型期信仰的危机和重建。而这一立论的现实则是把经济从特定的政治统合中分离出来，使它真正成为社会的‘基础’，把文化从特定的政治统合中分离出来，使它真正地为人类生活构筑理想和提供意义。正如书中所言‘对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理论自觉，要求我们对这两个方面做出符合实际的考察，以尽可能地为转型社会的人们提供一种科学的观念导引。’于是社会结构形式从领域合一到领域分离，在本书中就成为信仰研究及其重建的切入点。对信仰在社会结构形式从领域合一到领域分离中的适度张力的探讨与研究，是该书精华之笔。作者全面剖析目前中国社会的‘信仰危机’，深入细致地研究了目前信仰危机的基本性质、历史过程、多重意涵和现实表现。全书言之成理，持之有故，逻辑递进，张弛有序，遣词措意准确精当，表明了作者敢于直面现实的理论勇气和时代责任感。” 现在看，虽然这些评价有些过，但是也算个总结吧。这本书一埃出版就脱销了，我在网上看到不少人还在求购，还有学者打来电话索求。我想，适当的时候把它修订再版。
记者：您在做好研究所管理工作的同时，先后出版过多部学术著作，发表过很多学术论文，同时还主持国家重大招标项目。近几年，您的教研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和突破，请您介绍一下有代表性的一些著作和项目，这些对您当前从事的学术研究有哪些影响？您是如何安排好研究所的管理及科研时间的呢？
荆所长：首先声明，我不是那种所谓多产的学者,尤其是近几年发表的文章越来越少了，越来越慎重了。我从不为了发文章而写文章。我现在并没有什么外在的“科研指标“的压力。我认为，只有当学术能够从研究兴趣出发自然而然的时候，其研究才可能是好的。现在的学术要做到“好”并不容易！我的行政事务也没有那么多，这个方面我秉持的原则和理念是“不要没事找事”。现在多数的行政工作就是没事找事做。
说到最近的研究成果，没有什么太值得炫耀的，获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基金项目后，就全力投入到了这个项目的研究上。这里结合中国政治传播的实际情况说说这方面的研究。你们是搞传媒的，虽然不是所谓的主流媒体，但是，政治传播对于现在的主流媒体来说仍然是富有“禁区”味道的。总体来说，现在的中国仍把政治传播视为“就是政治宣传”，而我们政治宣传的那一套国内国外的受众并不怎样认同。所以，我们关于政治传播的研究，其中的一个目标就是“引领中国的政治宣传向政治传播转型”。不要认为这很容易，尚须付出很大的努力。
关于我对政治传播的研究，这里介绍两篇具有代表性的学术论文。一篇是我与施惠玲教授合作的，文章的题目是《视界融合：政治传播研究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辨析》，原发在中国传媒大学学报《现代传播》上，后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这篇文章是我们对政治传播从学理上的清理，试图解决政治传播研究所面临的学科视野、研究范式、基本命题等重要的基础性的理论问题，可以说是我们整个团队研究政治传播的指导性思想。第二篇文章是即将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的我与我的博士生苏颖合作的《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的学术路径与现实维度》一文，这篇文章是一篇全景式地检讨新中国成立以来政治传播研究现状的述评式的文章。文章从战略研究、过程研究、内容研究、主体研究、国际视角五个横向重点领域，从政治宣传、政治传播、政治传播新拓展三个纵向阶段。立体型地展示了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的基本框架，呈现了中国政治环境变迁与中国特色政治传播演进的历史进程。这是《中国社会科学》第一次发表这个题材的文章。文章经过三轮外审、多部门内审才最终通过。说到这篇文章，当时编辑的意思是想让我写一篇正面论述政治传播的文章，但是，我觉得，在展开正面研究之前，先清理学术阵地以便能站在学术前沿更为重要，所以就首先提交了这篇文章。我很希望大家注意这篇文章。
记者：您觉得政治传播和当前新闻传播有哪些关联点呢？这些年来，我国在政治传播发展的过程中，取得哪些成就？还有哪些需要我们加强和改进呢？
荆所长：这是一个非常专业和非常学术的问题。政治传播与新闻传播都是“传播”，要深刻理解二者的关系，就必然推及到对传播的本质的理解。正好我最近在撰写《政治传播活动论》这本书，这本书贯穿了我的“政治统摄传播”的思想。我想，只要认真扎实地研究一下人类传播的历史就不难得出“政治统摄传播”这个结论。这样来看，新闻传播与政治传播自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一般来说，新闻传播是对“事实”的一种报道，但所谓的“事实”有三种形态：客观的事实即真实发生的事件；主观的事实即人们认识到的事件，构建的事实即媒体报道中的事件。麦克奈尔在其《政治传播学引论》中以大量的事实为依据，尖锐地指出：“媒体当然不会以一种中立的不偏不倚的方式简单地报道政治领域中发生的一切。”这就是说，在新闻报道中你是很难看到“客观的事实”的。简单地说，政治传播与新闻传播的关联点可以总结为：第一，新闻传播中的“新闻”很难躲开“政治性”，尤其是“重大新闻”；第二，选择“新闻”者的立场、价值观具有政治性；第三，对“新闻”的报道与分析本身就可能是一种政治分析；第四，新闻报道背后的价值导向也必然是政治性的；第五，对社会产生真正深度影响的新闻报道往往是政治性。可以笼统地说，新闻就是政治，政治充满着新闻，新闻传播或者隐性地或者显性地就是一种政治传播。所以，搞新闻传播必须懂得政治传播。我发表有这方面的文章，大家可以读读。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建设，我国的政治传播取得了很大的进步，简单地总结就是，从整体上改变着过去那种纯粹的“政治宣传”的姿态，用我的话说，就是五大趋势：传播主体社会化、传播内容公共化、传播渠道大众化、传播话语知识化、传播受众互动化等。但是，“骨子里”即思想观念深处的真正改变还尚待时日，操持政治传播之源者的政治素质、知识储备、文明境界还亟待提高。比如，《人民日报》的社论不是谁想写就能写的，但是，现在的“写者”的政治素质、知识储备、文明境界是否就是最高水平者？还值得研究。最近一些社论反响很大，从政治传播的角度值得好好研究分析，这里就不展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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