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子忠的办公桌前，一幅巨大的“硅谷”彩喷画占据了一整面墙壁。每天开始办公前，他总要抬头瞧瞧这个被誉为“全球做新媒体心脏”的地方，望望全球著名风投云集的“sands road”，看看宁静的斯坦福大学。“我办公桌的位置是苹果、谷歌、思科公司所在，旁边就太平洋，而我的座位在中国，在中国传媒大学。这幅图就在眼前，逼着我思考怎么可以把全球最好的经验、优势、思想用于中国。”
坐在巨幅“硅谷”前，中国传媒大学新媒体研究院院长赵子忠展开了他的新媒体人生画卷。
“求变”走上新媒体研究之路
在2002年正式开始新媒体研究之前，赵子忠的道路一直在“求变”的人生信条下八面出击。
1995年他从北京大学文学专业毕业后，马上考取了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专业读研究生，在读期间的1997年，他又受邀请进入中国九十年代最先进的本土IT公司清华紫光集团任市场总监工作。三年之中，赵子忠参与了清华紫光的股份制改造及上市，亲手建立了紫光与全球知名IT公司惠普、IBM、Oracle等的合作关系。在清华紫光的工作经历，使赵子忠快速成为一个深入了解硬件开发、软件集成、网络建设的IT专家。
近距离地接触了信息时代中国诸多杰出的官员、企业家、科学家、金融家之后，他终于找到了自己人生的兴奋点。“我又有点怀念大学了，‘信息社会’的概念就是由未来学学界代表阿尔文・托夫勒教授在80年代提出来的。真正的学者能够预见和引导一个时代，对新媒体时代接触得越广、实践得越多，看待的视角越丰富，就越感受到大学研究的重要性。”求本溯源，多元的人生经历反而让赵子忠很清晰地看到了自己的处境――一个数字化与信息化大时代的开端。
大时代才有大机遇，中国信息化中必然有无穷无尽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让他尽情地“求变”。2002年，赵子忠回归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任教，并于2004年获得传播学博士学位。自此，赵子忠开始了自己的新媒体研究之路，由于经历过由下游反观上游的思考过程，他善于对新传媒发展进行长时间的观察及实践性的研究。2003年，赵子忠创建了“摩摆传媒”，带领他的学生与国内第二大移动通讯运营商――中国联通建立了深入的合作关系，在其手机电视、手机广告、用户研究领域开展了商业实践式研究。在此基础上成立的“摩摆传媒”（MOBO Media）推出了基于CDMA网络的手机电视频道和“星报”手机多媒体杂志，成为中国联通重要的原创手机内容提供商之一。
2008年，赵子忠作为合伙创始人，创建了尼尔森网联。赵子忠及其团队进入有线数字电视领域，展开了与杭州华数传媒的多项合作，包括对视频点播、广告、调查、游戏和教育等重点业务的深度开发和对跨区域家庭信息平台的经营进行探讨和尝试。在此基础上成立的“中传网联”，在全媒体广告监测、海量样本收视率监测与媒介咨询领域发展迅速，成为中国有线数字电视数据及媒介研究的第一家且唯一一家服务提供商。鉴于中传网联在有线数字电视领域的开创性成就，全球知名数据服务提供商尼尔森（Nielsen）与其合作建立了尼尔森网联媒介数据服务有限公司（Nielsen-CCData），成为尼尔森旗下的专业数据服务公司，重点关注国际先进数字传媒技术、国际一流传媒公司、国际新媒体教育与学术研究。
赵子忠所有这些努力，在传统的大学教育框架中都属于“不务正业”的旁门左道，赵子忠本人却不为所动、大义凛然：“作为教师我们能为这个时代带来什么，新媒体的特点就是换代很快，这意味着知识也会快速更替，实践和真知几乎难分彼此，这是新媒体的发展趋势，也是新媒体研究的发展趋势，不断地学习不断地操作又不断地放弃，对老师的精神和能力，都要求；‘拿得起放得下’。”
看得越远则道路越宽，赵子忠在新媒体研究的道路上不断披荆斩棘。
“求道”而遍走新传媒天下
除了实践式的研究教学，赵子忠还带头倡导新媒体教师走出去。
在赵子忠的研究计划中对数字媒体在全球的发端与现状完整地考查一遍是个宏大的设想。他的办法是“每年做一点”。2000年，赵子忠参加北京市代表团赴香港，对香港数码港工程展开考察；2001年，参加清华大学代表团，对台湾新竹工业园区进行考察访问，了解台湾数字技术发展；2004年，对美国传播学与新闻学教育展开考察，参观访问了南加州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迈阿密大学等12所美国一流大学的新闻传播院系及研究所；2005年，他对韩国新传播技术与传媒产业发展进行考察，参观访问了汉城大学、釜山大学；近几年，他又率队到日本、新加坡、澳大利亚、瑞典、冰岛、丹麦、英国等国家的高等学府。2012年，赵子忠作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再赴美国，在全球最高的传媒学府完成了国际新媒体的学术深造及交流。在访学期间，赵子忠深入考察了麻省理工大学、斯坦福大学等国际新媒体的“孵化室”和新技术的发源地。
在环球访问中，赵子忠深切地认识到大学是一个国家新思想和新技术的发源地，从新媒体领域看，信息社会的概念设计、制度设计，技术框架都出自大学，而拥有这样有创新能力的大学的国家，则拥有了一个时代的主动权。
一大圈走下来，赵子忠尤其欣赏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它们的内部是思想活跃而非金钱活跃。麻省理工在国际上是思想先行的代表，特别是哲学思想，与信息时代相对应的理论思辨。大学在厚重的哲学理念指导下更容易诞生全新的产业思想体系，这才是新媒体时代真正的发端。”
从实践的角度讲，赵子忠又比较喜欢斯坦福大学。“创新要跟着心、感受走路，结构化创新很难，不宜定量化指标。斯坦福鼓励那些以前没有、边界模糊不清也不成熟的思路，给不同难度的研究以不同的创新周期，有的可以长达十几年。学术上‘清心寡欲’的机制反而催生了硅谷层出不穷的新媒体产业，宽容失败成就了美国新媒体井喷式的发展之道。”
从全球而观中国，赵子忠总结说：“在新媒体领域，我们的大学要做的事情很多。顺风顺水地做统计，搞不好就成了产业成败的速记员；步履蹒跚去探索，还有可能再领时代之风骚。” 做得越多，看得越广，赵子忠为国家多做些研究的心思也越坚定。
“求实”以为国筑基础
赵子忠所做国家项目始于2002年参与的中国电影体制改革工作，他遍访了当时几乎所有中国电影厂商的负责人，与海外影视业做了海量的数据与体制对照，做出了行业性宏观研究，并由此进入下一代广播电视（NGB）专家组，参与中国广播影视科技发展“十一五”规划、中国广播影视科技发展“十二五”规划、中国广播影视电影产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等方案制定，主持重大课题“中国广播影视产业基本问题及对策研究”、“NGB综合业务平台需求与技术构架研究”等一系列研究课题。
由影及视，作为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移动多媒体广播（CMMB）工作组成员，赵子忠又参与了CMMB的奥运推广、收视调查、用户研究等工作，主持了“CMMB技术研究-业务和系统需求”等大型科研项目，持续四年为CMMB运营机构中广传播及各地运营机构提供CMMB收视率调查数据，为CMMB运营决策参考做出了卓越贡献。
再上溯到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整合，作为新华社的特邀专家，赵子忠对新华社开展新媒体业务规划及手机电视经营提供了思想及建议。作为共青团中央网络影视中心高级顾问，他为中心的发展规划出谋划策，参与中国青年网、未来网改版及中心建设的一系列项目。作为人民网研究院学术委员，他对于人民网发展提出了结构性重要建议。
在中国电信行业的媒体化发展过程当中，从2004年开始，赵子忠教授积极提出电信产业媒体化转型的战略规划，在电信企业开展手机电视、手机报、手机广告等业务的过程中给予了多方支持。在手机电视、用户研究、二维码营销等领域，与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等电信支柱企业进行了紧密合作，开展了一系列商业实践。他还参与了中国IT技术和互联网技术进入广电领域的多项重大工程及重要规划，积极推动广电与互联网的融合进程。他主持了“中央电视台影响力营销研究”、“网络视频对中央电视台广告经营的影响”、“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整合经营规划”等一系列课题，为国家和各地方广播电台提供长期的咨询服务。领域遍及电影、电视、广播、网络游戏、网络新闻、动画、数字出版，城市产业、行业媒体规划、国际会议多媒体规划，地域囊括中央及北、上、广、深等各大城市，十几年来，赵子忠的思想与规划到处开花，他早年“在中国信息化大潮中尽情求变”的理想也一点点地变成了现实。
总结已经参加过的中国信息化建设工作，赵子忠感触最深的是“眼光”，“各领域现在的很多战略思路，很不错但依然不够。不够表现在眼光不够远，比如只看五年，只看产业化后可以赚多少钱，带来了哪些创业的英雄。我觉得中华文明、五千年文化的保护与留存，今后二十年国内价值观念的树立，这些历史使命恰恰是中国新媒体最独特的内涵。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理念不适宜放在新媒体建设里，需更多维度的思考。”其次是系统化、结构化。新媒体的基础是大数据的保存与量化分析，任何一个行业、产业据此才能产生合理的结构，信息时代的人应当更加珍惜信息，善于处理和加工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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