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国电视金鹰奖”简称“金鹰奖”，是由中国文联和中国视协主办的中国大陆地区电视类艺术综合奖，属于国家级的电视艺术大奖。2014年10月，在第十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评奖活动中，我校艺术学部戏剧影视学院文艺系副教授杨洪涛的论文《新世纪谍战剧中人物塑造之十年流变》获得电视论文理论奖一等奖，为我校赢得了荣誉。采访中，杨洪涛老师分享了他在影视理论研究方面的一些心得和感悟。
记者：谍战剧《暗算》里的钱之江、《潜伏》里的余则成、《悬崖》里的周乙等人物，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此次的获奖文章以谍战剧的人物塑造作为切入口，您当时是如何考虑的？
杨洪涛：这篇文章是我主持的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社科研究项目《新世纪中国类型电视剧及产业发展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当时是2012年，距离2002年标志新世纪谍战剧发端的《誓言无声》的播出正好是10年的跨度， 以10年的时间节点作为标尺，谍战剧的创作实践本身发生了一些变化，特别是表现在人物塑造方面，从理论角度，这一变化值得梳理和研究。
十年间，谍战剧的人物形象更加丰满，抛弃了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模式，这使得受众与剧中角色更易产生共鸣。针对谍战剧中人物塑造的变化，我总结了三个方面：从以扁平人物为主到以圆形人物为主，从强调意识形态对立到强调人性对立，从“寡情”到“多情”。目前，谍战剧逐步形成类型化的创作模式，包括精彩的悬念设置、激烈的动作对抗、深入的心理刻画和复杂的人性纠葛，同时给观众带来了一个个意味隽永、令人难忘的荧屏形象。
记者：“谍战剧人物塑造十年”这一研究命题时间跨度较大，您是如何浓缩和概括其发展规律或特征的？如何运用有效的研究方法？
杨洪涛：我大概梳理了十年间近30部谍战剧，并从中挑选出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进而找出人物塑造的规律。从案例本体入手，在具体分析过程中，我选择从创作者思维和受众思维这两个视角来研究问题。影视是一门非常注重实践的学科，站在创作者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会促使我们与创作者走得更近，否则就难以触摸到创作者的意图，在写这篇文章之前，我恰好和《黎明之前》的导演刘江，以及《悬崖》的编剧全勇先有过业务交流，我详细咨询了他们在创作刘新杰和周乙这两个角色时的想法，这对我写论文有非常大的启发；从受众喜好考虑问题，我们会发现，受众审美发展到一定阶段会有所改变，这种改变反过来会导致创作者思维的变化，从而促使作品发生改变。因此，从创作者思维和受众思维这两个维度对案例本体进行研究，能够更有效的发现某一类型电视剧在创作上的规律或特征，比如在人物关系、人物塑造、叙述节奏等方面都能找到一定的规律和模式。
记者：谍战剧人物塑造变化背后的更深层次原因有哪些？
杨洪涛：首先是文化层面上的变化。中国文化是主流意识形态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并存，这要求在电视剧创作中首先不能偏离主流意识形态。中国电视经历了从宣传品、作品到产品的发展过程，电视剧在最初创作上还不能摆脱宣传品的范畴，如在谍战剧《誓言无声》里，意识形态被放到一个置顶的位置，在创作中就会受到很多因素的牵绊，禁锢了创作思维，所以呈现出来的是以主流意识形态为主。随着文化语境的变化，各种思潮的涌进，尤其是物质文化丰富以后，创作者会更加理性和客观看待谍战剧中人物的人性呈现。
其次是社会语境层面的变化。中国现在是多元文化共生的社会语境，社会的复杂化必然在创作当中体现。我在文章中谈到了谍战剧人物塑造从“寡情”到“多情”的变化。多情是人性的体现，寡情是对人性的轻慢，但是多情不等于滥情，多情是指人物情感世界的充沛，而不是朝三暮四。但有些影视剧作品所塑造的英雄形象在人性层面是残缺的，这是多年来影视创作的一个弊端。
第三是人物个体层面的变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艺术创作总要强调家国情怀，就是个人利益要让步给家族利益，家族利益要让步给国家利益，这是在影视创作上沿袭的观点，但是个人的价值该如何体现，个体的利益该如何保障？最近热播剧《北平无战事》中的典型人物方孟敖，就开辟了一个人物塑造的创作先锋。剧中的国共双方都把他当作一步棋，而创作者则充分考虑到这枚棋子的自我价值的实现和情感世界的期许，剧作把人性呈现置于顶端，充分考虑了个体利益，论证了个体利益与家族利益以及国家意志的关系，这是谍战剧人物塑造的又一突破。
记者：与其他类型电视剧相比，谍战剧在创作方面有哪些值得关注和研究的？
杨洪涛：第一，与其他一些类型剧相比，谍战剧的阅读门槛和审美指向较高。谍战剧对人性拷问更加深刻，更有利于人物塑造。因为常态化的生活不容易暴露人性的弱点，谍战剧则时时刻刻都游走在风口浪尖之上，非常挑战人性的底线和内心的世界。这种类型就是对人性世界的考量。比如《暗算》里的钱之江，他表面上非常儒雅，静水深流，处变不惊，但是他的内心世界异常丰富，这也是对创作者的考验，如何在紧张压抑的环境里把人性光辉和人格魅力释放出来，是人物角色塑造方面给观众的最大享受。
第二，在叙事方面，优秀的谍战剧采用既合乎情理又出人意料的叙事手法，产生任何电视剧都需要的悬念感和情节落差感。我认为，把故事讲好始终是电视剧创作的第一要务，对故事的迷恋是人类的天性，也可以说对故事的迷恋是所有艺术创作的关键追求。
第三，在视听呈现方面，谍战剧的要求也比较高。比如《潜伏》使用了前苏联歌曲《深海》，用音乐烘托人物形象，营造出丰沛的情感氛围，注入了浓重的悲剧意识；《悬崖》里对光线的营造，产生一种阴郁和压抑的氛围，把人性逼到崩溃的边沿上，创造出唯美的画面质感。谍战剧对剪辑技术要求也比较高，像是《黎明之前》就大量借鉴了美剧的剪辑手法，强化了剧作的悬念感和紧张度。
记者：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发表了重要讲话，这一讲话对未来电视剧的发展有哪些影响？
杨洪涛：此次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是深刻、及时且丰富的。近年来主流文化大方向有跑偏的迹象，如果没有来自最高领导层的呼唤和号召，将有可能出现较为严重的文化乱象。改革开放以来，国家过多关注经济建设，而对于中国人精神家园的关注则有些缺位，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两条腿缺一不可。习总书记高屋建瓴地洞察了当今的文化格局和文艺现状，这是在国家层面上对文艺创作提出的具有方向性的要求和方针。
马克思曾说：“任何精神生产在生产其产品的过程中也同时生产着接受它、消费它的对象”。也就是说，我们在艺术创作的同时，也创造了观众。那么我们用什么样的文化产品来培养观众？比如有些电视台持续给观众呈现一两种“口感”的作品，这不是营养品，而是麻醉品，时间长了，观众就会严重偏食，然后对麻醉品上瘾，产生依赖性。正如总书记所说的：“文艺不能成为市场的奴隶”，我们应该给观众的是营养品而不是麻醉品。营养品是丰富的，电视节目也需要丰富性，百花齐放很重要。所以，平衡俗与雅、平衡精神愉悦和感官愉悦是未来电视剧发展的关键性问题。
记者：影视传媒是一个具有典型特征的行业，您觉得对这一领域的学术研究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杨洪涛：影视传媒行业千变万化，发展迅速，在这一领域的学术研究首先需要一个好的研究选题，在选择研究选题时我认为需要把握五个关键点，即热点、焦点、节点、盲点和交叉点。热点是指影视传媒行业出现的新问题和新现象，要具有时效性，及时跟进，敏锐抓住；焦点是指影视创作一定时期出现的特定文化现象和创作理念，要进行深刻的学术探讨；节点是指时间节点，中国电视走过50多年，总有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具有一定的史料意义和对阶段性总结的意义；盲点是较少涉及的研究命题，我们需要一个显微镜来观察这个行业的方方面面；交叉点是指整合传播学、影视学、哲学、美学、心理学、伦理学等多门学科进行交叉理论研究。
目前的学术研究存在论据与论点的关联度脱节、行文过于死板，阅读不畅等问题。我个人认为，一篇好的学术文章应该是理智和情感的结合，既有理性的论证逻辑，又有活泼的文风。
获奖文章链接：cR9ARlRQPBzBoWRhAEmX1tn88HY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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