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领中国政治传播研究
白文刚：您近年来在政治传播研究领域的成果显著，迅速成为国内这一领域的领军人物，能否简单介绍一下您取得的重要成果？
荆学民：还不能这么说。不过我可以用六个“第一”介绍一下我们这几年来取得的主要成绩。第一个“第一”，我们是全国第一个政治传播研究所。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传播研究所是2008年我来传媒大学参加工作之后建立起来的，全国最早。此后西北大学、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华中师范大学先后成立了相关研究机构，但我们是第一家。现在来看，我们的研究成果与影响力也是走在其他各家前面的。
第二个“第一”，我们拿到了第一个以政治传播为主题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011年，经过激烈竞争，我领衔申请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理论与策略体系研究”竞标成功，获得批准。这也是我校首次拿到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这一重大项目的获得，既体现了学界对我们当时已经取得的政治传播研究成果与研究实力的认可，更为我们团队推进中国政治传播研究发展，培养政治传播研究人才提供了巨大的机遇。2011年之后，本团队取得的多项重要成果，都是围绕这一重大课题展开的。
第三个“第一”，我们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了该刊有史以来第一篇以政治传播为主题的学术论文。这篇论文是我与我的博士生苏颖合写的，题为《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的学术路径与现实维度》。文章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政治传播研究状况进行了全景式的检讨，基本厘清了当代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的学术脉络与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的轴心范畴、价值旨趣、理论基础、学理前提、现实关照与学科边界等进行了布局式地探索，对学界开创政治传播研究的新局面具有重要意义。建议大家可以读一读。
第四个“第一”，我们出版了当代中国第一套政治传播研究丛书。由于研究力量一直比较零散，处于单兵作战的状况，虽然之前国内也有以政治传播为主题的著作出版，但没有整体性的系统性的丛书出版。我们这套“当代中国政治传播研究丛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目前规划是8本，已经出版了《政治传播活动论》、《当代中国政治传播研究巡检》、《政治传播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形象构建》和《中国古代政治传播研究》4本，另外4本也即将在今年年底前出版。这些著作不仅涉及到政治传播研究的多个方面，在相当意义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而且较为集中地反映了本团队的研究特色与风格，其中我写的《政治传播活动论》最集中地表达了我关于政治传播的基本观点，突出体现了我们追求的研究特色与风格。国内权威刊物《政治学研究》2015年第6期将专门就此书发表书评文章。
第五个“第一”，我们举办了第一届中国政治传播研究学术论坛。其实从2008年成立国内首家政治传播研究所以来，举办首届中国政治传播研究学术论坛就在我们的规划当中。但我主张不着急办，要等时机成熟了再办。在此期间，随着其他政治传播研究机构的成立，也有一些和政治传播研究相关的学术研讨会召开。如西北大学举办过两届公共治理与政治传播论坛、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举办了首届政治传播与社会发展论坛。这些论坛我们都组团参加，表示支持。但是，就专以中国政治传播研究为主题的论坛而言，是我们所在今年5月16日举办的，是全国第一次。论坛取得了圆满成功。
最后一个“第一”，我们还在2013年建立了全国第一个政治传播研究学术网站，网站名称就叫“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网”。目的是为全国的政治传播研究者搭建一个高水平的政治传播研究学术平台，网站除了报道一些本所的教学、科研活动外，主要是发布、提供国内外政治传播研究的最新成果与重要资料，为中国的政治传播研究者提供学术资源。在此基础上，我们还于今年推出了“中国政治传播研究”公共微信账号平台，以求更迅速、便捷、有效地交流政治传播研究信息。
中国政治传播研究必须立足于中国特色
白文刚：您一直在强调“中国政治传播研究”而非“政治传播”这个关键词。我也知道您致力于开创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政治传播研究。请您具体谈一下为什么要特别强调中国特色？与学界一般说的本土化研究是一回事吗？关于中国政治传播研究，您具体有哪些主要的代表性学术观点？
荆学民：是的，我强调中国政治传播研究，而非泛泛地说政治传播研究。这是由中西双方政治文明不同引发的政治传播实践差异决定的。政治传播的概念来自西方，西方政治传播是建立在竞选政治生态与大众传媒这两个基础要素之上，其实质是西方政治生态中以媒介为中心的专业性政治操作。与之相对应，西方政治传播研究关注的核心主题是大众传媒对选民投票的影响，其相关理论也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的。中国的政治体制、机制和生态有区别于西方的特殊性，从中国特色的政治生态与历史出发，中国的政治传播主要指政治宣传。此外，中国媒介的性质、地位、机制、作用等也与西方有根本的区别。基于这样的原因，西方政治传播研究的一些理论、方法对中国的政治传播研究虽然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启发意义，但从根本上来说，它们难以解释现实的中国政治，更难引导中国的政治传播实践，简言之，西方的政治传播理论在中国没有可复制性。中国政治文明及政治传播实践内在地要求我们开创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政治传播研究，建立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的理论和学派。
本土化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运用西方理论，考察中国经验。显然，从上述论述来看，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绝非西方的理论能够解释，因此建立中国特色的政治传播理论，并非走西方理论本土化这样的路线，而是要通过研究中国政治传播实践来提炼可以解释中国实践并能指导中国实践的理论体系。
至于主要代表性学术观点。我在“首届中国政治传播研究学术论坛”的发言中做过总结。简单来说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提出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研究必须实现政治学与传播学的“视界融合”。目前政治传播研究存在着政治学本位与传播学本位两个视角。两个视角的存在不仅割裂了政治传播的完整内涵，而且造成了研究中的平行线现象，即政治学与传播学两个学科的学者分别依据各自的理论特性与方法论优势展开研究，这种研究一方面形成了突兀的学科壁垒，造成了政治传播研究的学科偏狭状况，另一方面，在一些重大的政治传播领域和问题上，政治学与传播学又相互“推让”，双方缺场，形成了空白或者“虚场”。鉴于这样的原因，我们依照“视界融合”的思路，重新界定了政治传播，提出“政治传播是政治共同体的政治信息的扩散、接受、认同、内化等有机系统的运行过程，是政治共同体内与政治共同体间的政治信息的流动过程”。这个界定内在融合了政治学与传播学，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政治传播的研究对象、基本范式、基本命题、基本原理以及基本规律，将是是一个具有前提可靠、内涵稳定、边界清晰的政治传播系统。在此基础会上，我们还进一步提出了“传播生成社会”、“政治统摄传播”等重要的基础性命题进行了学理性论证。这是我们最具代表性的一个学术观点。
第二，提出了政治传播发展的三形态说。认为中国政治传播发展会经历三个阶段。第一种形态是政治宣传，第二种形态是政治沟通，第三种形态是政治营销。目前正处于有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转型过程中。这种概括既是一种经验归纳，也是一种价值规范；既是一种历史总结，也是逻辑抽象，既是一种理论展现，也是一种实践过程。在《政治传播活动论》一书中，我做过详细的论证。
第三，深度揭示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理论研究的基础、轴心与边界。政治是传播的基础，因此，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的基础就是中国政治。具体来说，正是当前中国政治治理的的时代需求与政治文明进步的现实规定，内在地推动了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理论的研究。因此，我们研究构建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理论，首先要深刻理解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所谓轴心，是指勾连事物构成要素并贯穿于事物整个发展过程的主线。对于中国特色政治传播来说，这个轴心就是中国共产党政治宣传实践。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政治宣传同时也是国家和政府的宣传。就此而言，研究、构建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的核心任务和使命，就是改善政治宣传的机制、提高政治宣传的质量、提升政治宣传的品质，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复兴所创造的伟大政治文明，对内传输给普通百姓，对外传向全世界。
在明确了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的基础与轴心之后，其边界也就清晰了，那就是绝不能脱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制谈论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绝不能离开政治宣传的历史和现实谈政治传播，绝不能在政治宣传以外寻找新的要素，绝不能摆脱政治宣传基本要素的相互关系重塑政治传播的过程和框架。超出这种边界，肯定是一条走不通的理论歧途。
此外，我对当前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的方法论也有反思。提出了在研究中要构建超验与经验相统一、内容与形式相统一、战略与策略相统一、理论与实证相统一、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特殊与一般相统一、建构与解构相统一等范式。具体请等待我正在撰写的《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理论研究的十大范式》一文。
在所有这些学术观点中，最重要的一个观点是“政治统摄传播”，这是我们这个团队或说学派最鲜明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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