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指出：“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包括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 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我国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始终在党的领导下，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不断与时俱进，立足时代需求，完善理论体系，在社会主义文艺建设的重大问题上体现出鲜明的实践品格与理论创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思想的丰富与发展
新民主主义文化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是中国社会主义文艺思想的奠基石，毛泽东同志《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社会主义文艺思想和艺术创作理论的先声。在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1951年春，共和国上空战争硝烟还未完全散去，中国人民就以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积极对传统艺术进行了改造。毛泽东同志率先就戏曲工作提出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重要指导方针，同年5月5日，周恩来同志签发了政务院《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提出“改戏、改人、改制”的具体指示，并指出“中国戏曲种类极丰富，应普遍地加以采用、改造与发展，鼓励各种戏曲形式的自由竞赛，促成戏曲艺术的‘百花齐放’”。这一重大改革史称“戏改”，开启了新中国文艺建设的大幕，极大地调动了戏曲工作以及其他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
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同志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重要成果，一方面，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根本方向；另一方面，倡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两个文明”协调发展为基本方针，拨乱反正，重新确立了文艺评价标准，极大地促进了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繁荣。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江泽民同志对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进行了科学地把握，体现了人民群众文化利益的根本要求。胡锦涛同志针对时代新命题，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的文艺发展观，强调先进文化、进步文艺的积极引领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高瞻远瞩、敏锐深刻地针对文艺问题进行了一系列重要的阐发与论述，特别是习近平同志《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习近平同志“有经有权”地提出“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文艺理论——既坚持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也有针对某个历史时期文艺发展特殊问题的“权”的考量。习近平关于文艺事业的相关论述实现了继往开来的创新性发展，进一步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思想。在两个“一百年”的奋斗历程中。习近平文艺思想已逐步形成了具有传承性、针对性与科学性的思想体系。
一脉相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思想之“经”
“定理者，天下不易之理也，是经也。” “经者，常道也，可常以范世者也。”可以说，“经”就是不变的原则、法度、规律和准则。纵观七十年来社会主义文艺思想和艺术创作理论的创新发展，始终不变的是社会主义文艺思想和艺术创作理论的普遍真理，这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的精神灵魂。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创作方向。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同志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鲜明指出：“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是人民的文艺。”这是对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科学把握。一方面，人民需要文艺。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对文艺作品的质量、品位、风格提出更高层次的文化需求。因此，“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体现着人民群众文化利益的根本要求。另一方面，文艺需要人民。“一旦离开人民，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这与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等历届领导人的重要论述是同声相应、同气同求。“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创作方向既是对历史经验和教训的总结，也是对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性质——人民性的坚守。唯有深入群众、深入生活，在人民中体悟生活的本质、感悟生活的底蕴，才能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近年来，一系列产生广泛影响力的优秀电视剧作品，正是从人民的喜怒哀乐中获得了更深层、更丰富的创作灵感，进而创造了最富生命力的“中国形象”。
坚持“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精神源泉与开拓方向。中国传统文化蕴藏着的历史精髓与文明结晶持续滋养着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以“古为今用、洋为中用”鲜明地回答了如何对待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键问题，提出对传统文化应该“批判地继承”“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习近平同志在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上，承接了毛泽东思想，提出“要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而不能搞厚古薄今、以古非今，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在此，习近平同志以“扬弃”替代“批判”一词，从哲学高度强调对传统文化中消极因素的克服和对积极因素的肯定，遵循了在曲折中统一的辩证唯物法则。近年来，有扬弃的继承传统文化精髓，也成为文艺创作的重要准则与开拓方向。
坚持在“普及与提高中引领人民群众”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发展的根本目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在普及基础上提高、在提高指导下普及”的要求，深刻揭示了文艺事业发展的内在规律，反映了人民群众对文艺认知和审美层次的渐进、提升过程，同时突出强调了进步文艺创作对文艺群众的引领作用。习近平同志对社会主义文艺的引领作用提出三点发展目标。其一是为“人民提供丰润的道德滋养”。即是强调“文化化人，艺术养心”的重要作用，要以优秀的文艺作品体现中华文化精神与道德精髓，进而整体提高精神文明建设水平。其二是要为“人类提供正确精神指引”。这是对“道德滋养”层次的进一步提升，习近平同志立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强调艺术作品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基因的重要性及其所具有的超越民族与国界、为全人类提供精神启迪的卓越价值。其三是“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推动“双创”“不断提高人民思想觉悟、道德水平、文明素养”是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的前提，这与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在普及基础上提高”的哲学论断在逻辑上是相统一的。这也是习近平同志立足于新的历史阶段对文化发展提出的新要求，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与鲜明的时代意义。
创新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思想之“权”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焕发出与时俱进的新特征与新气象。党的理论实现了新的飞跃，引领、贯穿着文艺理论的创新发展。“权”乃“今语所谓‘坚持原则而灵活应用’也”，即是人们常说的针对性。习近平同志关于文艺问题的重要论述中，他针对当下发展状况，吸纳前人的理论与思想精髓，提炼、创新了文艺思想之“权”，极大地拓宽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视域，在多个方面实现理论创新发展。
价值理念创新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艺创作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丰收”越来越暴露出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文艺创作要坚持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文艺不能做市场的奴隶”，“经济效益要服从社会效益，市场价值要服从社会价值”。这一重要论断为文艺工作者拨开了文艺与市场关系之间的迷雾，亮起灯塔、指明前进的方向。近年来，文艺创作界深受鼓舞，涌现了一批将社会效益视为首位、具有“培根铸魂”能量的好作品，如民族歌剧《尘埃落定》、话剧《柳青》《平凡的世界》、电影《远去的牧歌》、电视剧《最美的青春》《大江大河》等。这些作品灌注着深沉的现实主义精神，讲述了动人心魄的“中国故事”，与聒噪一时、将市场效益视为首位的伪现实主义作品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文艺理论创新 “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是习近平同志对文艺理论的创新论述，此前，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美学”这一重要的理论范畴没有得到清晰完整的阐释。基于此，习近平同志关于“中华美学精神”的论述可谓意义非凡，承载着深厚的历史内蕴，对当代中国美学建设起到重要的引领、指导作用。中华美学精神体系博大精深，内涵丰富、表现多样，习近平同志关于中华美学精神的论述紧紧抓住三个“讲求”，对美学精髓进行了言简意赅的精准阐释。首先，讲求“托物言志，寓理于情”，这是对中国哲学传统中最根本的“天人合一”“万物一体”哲学思维的承继，深刻揭示了中华民族在进行审美创造时所运用的独特思维模式与艺术规律。其次，讲求“言简意赅、凝练节制”，指向具有中华古典美学韵味的审美表现形式，彰显“含蓄”的美学品格，突出文艺作品的意境与韵味。最后，讲求“形神兼备、意境深远”。这是文艺作品的最终呈现形态，同时也是一种至高的理想审美形态。对形神关系之思与意境之美的强调是对中华传统美学中人文情怀与辩证思维等精神基因的鲜明承继，这对当代文艺创作审美理想与观念的呈现都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创作方法论创新 继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以来，习近平同志又多次强调了新时代文艺发展的重要命题——“创新”和“原创力”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要“提升文艺原创力，推动文艺创新”。可见，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思想体系把“文艺创新”“文艺原创力”摆在一个十分显要的位置，将是否具有创新精神与原创力作为评价一部作品的重要指标。近年来，一些艺术门类暴露出了原创力整体匮乏、艺术表现平庸的创作面貌，一些电视剧、网络剧创作还一度呈现出改编、翻拍成风甚至是抄袭的不良倾向。针对当前文艺创作现状，习近平同志不仅强调“原创力”的价值，还着重提出了提升原创力、发展文艺创新的具体方法论，这是新时代文艺创作思想的重要成就。
习近平同志提出：“在提高原创力上下功夫，在拓展题材、内容、形式、手法上下功夫。”“文艺创作是观念和手段相结合、内容和形式相融合的深度创新，是各种艺术要素和技术要素的集成，是胸怀和创意的对接。”精炼地涵括了文艺创作理论的关键要素，题材、内容、形式与手法是文艺创作的地基，以原创力为驱动，从基层将创新精神贯穿其中，下苦功夫，这即是切实提升创作水平、成就高峰之作的基本路径。
批评标准创新 习近平同志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与时俱进地提出了“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的批评标准，与恩格斯在《致斐·拉萨尔》信中提出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最高标准一脉相承，这对近年来一直流行的“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三性统一”政策性口号进行了科学地纠偏。此前，文艺界为了迎合观众，盲目追求作品的“观赏性”，甚至出现了以庸俗代替通俗、以视听感官刺激代替精神美感的不良创作倾向。因此，重新确立科学的文艺批评标准，对端正文艺创作的导向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文艺是时代的号角，文艺批评者更要准确地把握时代脉搏，以能否反映时代风貌、人民之声为考察重点，以美学考量为本、以艺术分析为基础，如此才能更好地引领、促进文艺创作的发展。
“能自树立，不因循者是也。”习近平同志对文艺理论在价值理念、理论体系及方法论上的阐释，是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的理论结晶。“持经达变”，这一系列论述具有深刻的真理性揭示意义，是针对当下文艺理论与创作新生问题所进行的权宜性调整，在未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发展道路上也将产生深远的影响，进而成为解决此类普遍问题、明确相关评判标准的落实方针与行动指南，这也必将推动新时代中国文艺理论建设与创作水平不断突破高原向高峰挺进。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导；中国传媒大学艺术学理论博士后卞天歌对此文亦有贡献）
（编辑：尚新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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