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传播研究所是我国第一个专门研究政治传播的教学、科研机构。荆学民教授领衔的政治传播研究团队，先后成功申报了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专项项目、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基地项目等，2011 年成功申报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关于政治传播研究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研究团队近年来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政治传播的“组团”学术论文，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现在，研究所已经逐步成为高端的学术交流平台，不断地聚集国内外学术骨干及其研究成果，致力于为党和国家在政治传播方面提供有指导意义的战略理论和有效的策略建议。
《今传媒》记者（以下简称“记者”）：荆所长您好，欢迎您做客我刊前沿访谈栏目！请您简单介绍一下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传播研究所的基本情况及您担任所长以来所里明显的变化？
荆所长：首先感谢《今传媒》对我的信任！中国传媒大学是教育部直属的国家“211 工程”重点建设大学。作为支撑“政治传播”研究的基础学科，即政治学与传播学，均是中国传媒大学的主体和优势学科。2008年，我调入中国传媒大学工作，基于我对政治传播研究在目前以及未来中国的重要性之学术自觉，我向学校提出成立了政治传播研究所。这是全国第一个、也是至今唯一以“政治传播”命名的研究机构。研究所成员多数是具有博士学位的专业教学与研究人员，具有共同的学术理想和研究目标。为支撑政治传播的研究，基于高等学校的优势，研究所以政治学一级学科硕士点和传播学二级学科博士点为学科依托，在政治学一级学科下设置“政治传播”的硕士招生方向；在传播学二级学科下设置“政治传播”博士招生方向。实现了政治学与传播学的学科交融对接。博士研究生 2008 年当年就开始招生，今年已经有毕业生，就业很受欢迎。
我担任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长，同时担任第一届政治传播方向的博士生导师，除了正常的学科建设和教书育人之外，致力于研究所的基本建设，尤其是凝聚学术方向，聚焦政治传播研究。建所四年多，步步为营，稳步前进。最突出的成绩是，2011 年我们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以独特的优势一举中标！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第一个关于政治传播的重大项目，也是我们中国传媒大学获批的第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
记者：我们知道，您是南大哲学系毕业的，当年因为什么原因使您对政治传播学产生浓厚兴趣呢？这些年又在哲学、美学、政治学、传播学方面有卓越建树。现在还经常出国参加课题研究和讲座，能谈谈您在各国演讲的大致情况及演讲对各个国家在学术建设方面有何影响？
荆所长：你这个问题提得太好了，也可以说提到了我的“痛处”。我是国家恢复高考的第一届即 77 级学生，1982年毕业，当大学老师一直是从事哲学的教学与研究。期间，穿插着研究过美学。在哲学研究领域，从 1986 年在《哲学动态》发表第一篇关于“信仰”的学术论文起止 2008 年的 20 多年时间里，我一直专注于研究一个“东西”，这就是“信仰”！这里我给你“晒”一下 2011 年我刚出版的《现代信仰学引论》一书后记里的几句话：“学术生涯二十年，‘信仰’使我‘魂牵梦绕’，我的研究兴趣和领域一直围绕在‘信仰’这个主题上。可以说，毕生研究信仰已然成为我的‘信仰’。信仰这条奔腾不息永远流向未来的精神之河仍在吸引着我。”瞧瞧，多有感情啊。可以这么说，2008 年之前，学术界对我的“认知”与“检索”，是与“信仰”这个“关键词”联系在一起的。我现在主持着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研究生每年的《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前沿》两门讲座课程，很受学生们的欢迎。课程邀请的都是各个学科的一流专家学者，他们每每直接地、间接地讲到与“信仰”有关的学术话题，我在点评时就充满着难以名状的冲动与激情。
从2008年我进入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传播研究所之后，我逐步“转型”，开始全力研究政治传播。在我看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实践创造了中国特有的政治文明，越来越强有力地影响着人类政治文明的进程和世界各国的政治实践。中国特有的政治文明已经构成了人类政治文明中引世人注目的壮丽景观。这种背景之下，研究、总结、提升、构建和传播中国特有的政治文明，建构与中国的实力和政治文明发展相匹配的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理论具有重大意义。由此而展开的政治传播研究，在未来中国的学术理论研究领域将大展宏图、前途无量。而我自己此前的学术、知识积累以及对中国现实社会问题强烈关注的学者品质和使命感，都可以为我接下来的政治传播研究奠定重要的基础。比如，哲学高度和深度的思维方式和理论表达方式用之于政治传播研究的优势，是仅止于用传播学的视角和理论来研究政治传播所难以达到的。事实证明，我的选择是有意义的。2009 年，我们在《现代传播》发表的第一篇关于政治传播研究的论文《视界融合：政治传播研究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辨析》，迅即就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之后，几乎每篇都被《新华文摘》至少“论点摘编”。以我的判断，国家将高度重视对政治传播的研究，因此，从 2009 年便密切关注国家重大招标课题，果不其然，在 2011 年第二批招标中就出现了“政治传播”的招标课题。我们可以说是有备而去，因此申报成功也在情理之中。
全球化背景下，任何理论学术命题都不可能只是“中国的”，所谓中国特色，也正是相对于全球而言。因此，无论对于信仰的研究，还是政治传播的研究，都必须进行广泛的国际学术交流。我两次到美国的访学，以及参加一些国际学术研讨会，所发表的观点和演讲也都不超乎信仰和政治传播这样的话题。就信仰而言，国际社会更加关注中国人现在的宗教啊等信仰问题，那我就讲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这方面的情况，并讲出我自己的看法，应该说，对于他们正确看待中国社会这方面的情况、克服他们固有的一些偏见是很有作用的。
关于政治传播就更是如此，我们在这方便是极度被“边缘化”的，核心的政治话语，比如民主、自由、人权等，都被他们定义，我们的国家形象也被他们“塑造”。在这种情况下。“制造舆论”的学者们之间的交流乃至碰撞，对于改变彼此偏见、客观真实言说事实具有重要的意义。政治传播研究就是要研究我们怎样来发“政治之声”（像我们现在一些报刊的政论、社论的水平实在不敢恭维），我出去访学、参与国际课题研究、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想做的就是这方面的工作。万里长征第一步，还远远谈不到演讲什么观点就能对人家国家的学术建设产生什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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